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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这样两则新闻，标题分别是《乘客在温州机场坐头等舱摆渡车，300米收费398元》和《国务院扶贫办回应“手机话费判定贫困生”：不全面》。前者说的是，一位坐经济舱的乘客，因为帮领导拿行李坐了头等舱摆渡车，结果300米左右的距离被收费398元。后者说的是，江苏大学对月平均手机消费100元-150元的学生降低贫困等级；对月平均消费超过150元的学生取消贫困生资格。记者就此询问扶贫办，官员回应“不能说不好，但不一定全面”。 最近，天价虾、天价鱼都成了热门新闻，如今又来了个“天价服务”。不过，之前的天价鱼虾都在一个关键环节上模糊不清，那就是“是否涉嫌价格欺诈与强买强卖”。如果单纯只是市场行为的“天价”，可以惊叹一声却无可厚非。但是，在300米路程收费398元的“天价服务”事件中，此关键环节却是清楚明白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了要收费，乘客同意了并且开具了发票，怎么还能叫“被宰”呢？ 当事人放着大摆渡车不坐，为了帮坐头等舱的领导拿行李，非要跟着坐头等舱摆渡车，人家明确告知要收费，交了钱开了发票，完全不涉及“宰客”。如果当事人觉得价格高，就应该当场拒绝，去坐普通摆渡车。更何况，398元包括了贵宾室使用费，单纯突出“300米收费398元”也不客观。头等舱和经济舱同样都是坐一趟飞机，价格相差那么多，你觉得这样收费不公平，可如果让你免费坐，头等舱的旅客岂不是更要喊不公平了？ 这个话题涉及的一个关键点是契约精神。乘客没有被强买强卖，也没有遇到价格欺诈，交易完成后又声称“被宰”，实际上是不诚信的表现。如果这种不诚信行为，都可以在保护弱者的名义下得到声援，那还谈什么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又哪来的市场经济？并非所有类似事件，都适合用“天价”套之，若觉得凡事都要政府定价才合理，这是过时的计划经济思维。 相比之下，江苏大学通过手机话费大数据寻找“装穷贫困生”有其合理性，贫困生手机消费高，本身就不正常。最重要的，这种识别方法成本低廉，尽管“不全面”但是有效而且可操作。如果要突出“全面性”，识别贫困生将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成本必然不菲——这笔钱，本可以用来资助更多贫困生，而不是用于“全面”地识别贫困生。 那些一边接受资助一边乱花钱的贫困生，无论当初是否“装穷”，事实上都已经违反了契约，让资助贫困生变得低效而错配。超过一定限额以上的手机消费，并不是生活必须开支，你愿意如何分配你的生活费固然是你的自由，但资助者也有权拒绝那些在非必要开支上大笔花钱的学生。生活得像个“隐形富二代”却去申请贫困生补贴，本就是不诚信的表现。 “天价服务”也好，“手机话费判定贫困生”也罢，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都是因为我们以同情弱者的名义无视了契约精神。这种泛滥的同情，我们貌似无须支付任何代价；殊不知，无视契约精神的后果，必然由我们每个人来承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