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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永远都不是不作为的理由。行政和司法部门不能总是处于“补课”“救火”的状态，而应该进一步提高法律制定的预见性，不断创新和完善规则、提高监管效率，让知识产权制度适应新的时代场景。 100多年前，大作家狄更斯在访美时遇到一件很恼火的事，自己的著作被美国的盗版书商卖得到处都是。不仅如此，一些美国媒体还批评他“抠门”：小说畅销暴得大名，还斤斤计较什么版权？这样的事，在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常识的今天看来，已是笑谈，但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媒体融合的加速，“狄更斯的烦恼”却改头换面，以不同的形式困扰着今天的创作者。 这样的困扰，主要来自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与相应版权法规制定滞后之间的矛盾。事实上，直到2001年，我国才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第一次以法律方式确立“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民事权利。而这次修订并不彻底，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保护方式，留下了一个“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尾巴。直到2006年7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才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方式。又过了7年，国务院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进行修改，加大了版权保护力度。而此时，互联网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拓荒者开辟了原野，治安官却姗姗来迟。这就在飞速向前的网络列车上留下了不法者钻空子的巨大空间。比如，一些微信公号把别人的原创文章稍加改造，就规避了“原创保护”的设置；把纸媒的作品进行二次加工，音频化或者视频化，就躲开了“抄袭”的指责。广告铺天盖地的内容聚合类新媒体，到底是“新闻的搬运工”还是“媒体的行窃者”？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让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扫地时的灰尘“旋扫旋生”。 怎样以制度呵护内容生产，让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内容创新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从现实情况看，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并不少，但重要的是，当网络突破了传统介质的边界，这些规则如何更好地渗透与落实到新媒体领域。当前，直接侵权行为已经比较好处理，但一些网络服务提供商通过搜索链接、视频分享、APP、网盘等方式传播盗版作品，只提供技术服务、不直接提供内容，这种情况下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而当云计算、P2P、网络聚合、文字转码、网络电视、快速建站等新技术被违法用于网络盗版时，原始版权方以及被授权网站更难以有效控制版权内容的传播。 困难永远都不是不作为的理由。在版权保护方面，我国现在实行的是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相结合的双重保护，这有利于立法、司法、行政以及权利人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行政和司法部门作为规则的“裁判”，不能总是处于“补课”“救火”的状态，而应该进一步提高法律制定的预见性，唯有不断创新和完善规则、提高监管效率，知识产权制度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场景。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技术进步在给版权保护带来难题的同时，也为版权保护开辟了新的路径。“版权印”“时间戳”等网络版权保护新手段，可以在“让正版流通起来”的同时，解决“招呼不好打，授权不好拿”的问题。著作权法也可以针对网络版权“优化细节”，例如删除侵权作品的时间规定、侵权行为的利益返还等。在欧洲，德、法、英等国家已经对内容聚合平台征收俗称的“谷歌税”，用所得税收扶持受互联网非法下载等行为影响的文化创意产业。而更多的探索，还需要立法者、司法者、监管者和运营者在不断出现的个案中填补漏洞、积累经验，发现规律、完善规则。 现代媒体业诞生以来，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与维护是始终不变的准则。也要看到，移动互联时代的知识产权规则不是为了对智力产品进行垄断，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媒体融合，因此需要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业界发展。以对原创文章的“分享”为例，一方面，一些新媒体的无授权转载需要得到应有的规制；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作者也希望自己的文章传播越广越好，很多传播者也是出于善意的目的去分享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文章，而思想和观点的广泛传播也是对原创者的最大认可，能更好激发创新动力。因此，新的规则需要在保护作者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尽可能促进传播，这就需要我们不断革新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以动态思维不断调整快速变化的传播边界。 有人说，中国互联网的20多年，是“快速发展的20多年”，也是“野蛮生长的20多年”。在Web1.0时代，我国门户网站用极低成本、依靠传统媒体廉价的内容获得迅速发展，很多新技术新应用都有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阴影。今天，互联网不再是知识产权的“化外之地”，唯有以更加开阔和前瞻的视野制定更为完善的规则体系，才会激发出更加多元多样的原创作品，养活媒体融合发展的“一团春意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