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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追2012年，前北大教授邹恒甫微博上一番“北大淫棍多”的言论可谓石破天惊，至今仍依稀停留在公众记忆里。此后，北大与邹教授打起了官司。从一审法院北京海淀法院的庭审直播来看，邹教授在法庭上并没有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他此后承担败诉的后果也就并不出人意料。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这起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件历经一审、二审，由于当事人拒绝主动履行判决，最终以法院的强制执行画上句号。法院判决生效后，在一方当事人未主动履行的情况下，经对方当事人申请采取强制措施本是应有之义，除了感慨涉事之人欠缺一点法制意识与责任担当之外，并不出奇。但这起几年之前的“旧案”确认的规则，却仍足以为当今的舆论生态镜鉴。 在海淀法院的一审判决中，法官对于言论进行了经典的“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的区分，也就是“是什么”和“怎么看”的区分。事实上，我们日常表述的大部分话语都能被拆分为这两种层次。判决指出，在意见陈述时“所述事实应当基本或大致属实”，而在意见表达时“评论内容应当大致客观公正”。用一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法律术语来说，说话应当以“诚实信用”为前提，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在什么场合，都不能毫无依据。从这一点上说，“北大诉邹恒甫”案确立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规则，而只是对生活领域中的日常道德的再次确认。遗憾的是，有时我们会暂时忘记了这个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而竟需要通过司法裁决来提个醒。 值得品味的是，判决使用了“基本或大致属实”、“大致客观公正”的表述方式。这就是说，对于说话所依据的事实和表达的观点，我们并不用做到“排除每一种可能”这样极端的形式。只要话语依据的事实不存在明显虚假的成分，而观点又是根据事实作出的全面而合理的推测，那么话语自然能够经得起检验，无论检验来自于法律还是道德。事实上，本案判决中的这种谨慎才是最值得击节赞叹的。如果对言说者负以过于严苛的检验义务，要求在发言之前都要尽可能证实或排除证伪可能，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公共言论的窒息与静默。在这样的规则下，日常生活中交往密切的对象也许能够容忍对规则的偏离，但在此外的生活领域，尤其是以社会中多数陌生人为对象的公共政策领域，则无疑将由明哲保身的谨慎熄灭探索争论的热情，并最终对社会发展的活力产生不利影响。 在我看来，“北大诉邹恒甫”案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不在于案件涉及的社会关注话题，而在于其确立的“负面清单”式的言论法律规则：只有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时，话语才应当受到限制，而这种限制应当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减至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案虽然最终认定了涉案的言论构成侵权，从而给予了其法律上的否定，但事实上它是对我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有力捍卫。“北大诉邹恒甫”案随着法院的强制执行回归社会视野之内，但也必将逐渐淡去。惟愿判决申明的，饱含智慧的规则被一切言说者铭记。毕竟，在思想和言论的市场上，不应假货横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