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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乘客丢车票被要求补全票而将铁路局告上法庭”的新闻倍受舆论关注。媒体报道称，浙江大学一位支教女生乘车时发现火车票遗失，被要求补全票才能上车，遂将昆明铁路局告上法庭。昆明铁路局回应称，铁路部门此举依照合同法第294条规定和铁路相关的规定执行，目的是为防范有人恶意逃票，旅客到站核实后将退回补票款。（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可以注意到，我在文章开头描述这起诉讼时，尽可能在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语言——“乘客丢车票被要求补全票而将铁路局告上法庭”，为的是让公众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看待这一诉讼，避免被标签化和立场化的描述所误导。一些媒体对这件事的描述和评论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强调其“大学支教女生”的身份，称其是“挑战铁老大霸王条款”——“支教女生”这个词，带着浓厚的弱势标签和道德优越感，这种站队化的描述很容易诱导公众站在乘客一边去挑战那个“铁老大”，使舆论在公正的法律判决之前先做出带有明显偏向的舆论审判。 避免受“大学支教女生挑战铁老大”这种标签的干扰，而在法律框架内看待这一诉讼，才能具备基本的制度理性。铁路方面解释说，之所以推出挂失补办措施，是为了防止有乘客恶意逃票。从经验来看，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逃票，为了防范逃票给铁路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在乘客车票遗失的情况下先要求补票，核实后再退回票款，是比较合理的制度安排。 乘客可能会辩称，在实名制的条件下，铁路部门完全有能力通过信息查证，既避免让人逃票，又避免让买票者再买一次票，完全可以在纸质票丢失后通过其他方式判断有没有购票。这种查证在理论上确实可以实现，但需要付出不小的管理成本。相比乘客自己保管好车票所要付出的成本，防范因此导致逃票的管理成本高很多，所以应由乘客承担责任，这符合法律上的“最小防范成本原则”。 前段时间看法律经济学家熊秉元教授的文章，专门介绍和分析了“最小防范成本原则”这个英美法里的概念。它主要是处理侵权法和契约法里的问题：对于意外或过失，谁能以较低的成本防范，谁就承担这个责任。熊教授举例说：为狗套上一个口罩，成本很低，可以有效地防范狗咬伤人；相对的，狗不戴口罩，而要所有其他人小心、避免被狗咬伤，成本可观。因此一般情况下，若狗咬伤人，是狗主人的过失，要承担责任。 熊教授文章中举了好几个案例说明这个原则。英国一个案例，几个工人修马路下的管线，路面坚硬，所以搬了一些炸药；施工周围都用防护线围起，而且挂了警告标志：“炸药危险，请勿靠近”“施工作业，请勿靠近”。中午工人去吃午餐，几个小朋友放学回家路过，好奇地用脚去踢拨炸药，引发爆炸，造成死伤。防范意外的方式至少有两种：第一，由小朋友和所有的民众小心，不要去碰炸药。第二，午餐吃饭时，有一工人留守。两相比较，第二种防范意外的方式，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熊教授还谈到了为什么一般发生追尾时要让后车承担责任，因为后车防范追尾的成本要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