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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教授）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通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税收等一系列领域的改革和国际合作，对外涉及亚欧大陆众多国家，对内囊括从沿海到内陆广阔地区，范围广、影响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会遇到一系列新型法律纠纷，需要通过高效公正的司法渠道解决。同时，中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者和领头羊，各国必然更加关注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司法体制的运行情况。因此，司法机关必须服务国际合作大局、提升自身业务水平，立足我国发展、放眼国际需求，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司法保障。 在管辖权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的争议很大一部分属于跨国商事纠纷，司法机关需要重视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问题，遵守民事诉讼法律和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主动恰当地行使管辖权，既坚定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又使“一带一路”参与者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畅通。同时，应考虑国际礼让特别是互惠原则，尽量减少管辖权冲突，和平处理管辖权纠纷。 在司法协助方面，我国法院应根据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和互惠原则，尊重对方国家的法律，坚持平等原则，加强与相关国家司法机关合作，促进跨国司法协助。在为相关国家提供协助方面，我国司法机关一般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外方相关请求，在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前提下也可以按其请求的特殊方式进行。 在法律适用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的争议大多比较复杂，立法空白可能更多暴露。处理案件适用的法律可能是多国法律或国际公约，一些区域性规定也可能被运用。对此，应区分不同情况，决定适用国际条约、本国法、外国法或者国际商事习惯、一般法律原则。 在与商事仲裁衔接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的争议必然会衍生出国际商事仲裁需求，但商事仲裁有赖于司法机关配合。当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作出后，依照国际条约和我国法律承认与执行裁决，是司法机关的重要任务。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海外投资增多，在与东道国发生争议后，如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协定，争议就可能被诉诸国际仲裁，这样就牵涉法院管辖权与国际仲裁管辖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一个沿线国家投资者在中国投资时发生争议，我国法院不但需要处理这些问题，而且需要处理国际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执行问题。 在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互动会更加频繁。多边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等的作用会进一步加强，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司法机关除了通过依法审判维护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还可以发挥能动作用，合理恰当地解释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使国际经贸活动有“法”可依，从而更好地推动国际合作。同时，在推进国际新规则建立过程中，司法机关不应置身事外，而应从司法实践出发，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让这类新规则更具可操作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