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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弱势的消费者，要想驱除流氓软件，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的作用。相比起个体的单打独斗，公益诉讼帮消费者撑腰，更值得期待。 今年7月底，工信部发布2015年第二季度电信服务质量通告显示，在对40余家手机应用商店应用软件进行的技术检测中，共发现有80款应用软件存在问题，其中大部分软件是“流氓软件”。记者调查发现，“流氓软件”肆虐背后，是一条渐成产业的灰色利益链条。据了解，一款捆绑五款软件的“流氓软件”半年获利达数百万元，而大量因此遭受损失的手机和电脑用户，维权困难重重（8月24日《新京报》）。 对于流氓软件，每个人都是直接的受害者，且受害不浅：轻则手机或电脑运行缓慢，耽误你的工作与生活；重则偷走你的流量，窃取你的隐私。因为利益的驱使与诱惑，在流氓软件的背后，形成了一整条的利益链，由此引发的问题比较严重。如何规范与约束流氓软件，让公众具备知情权与选择权，应是眼下必须思考的命题。毕竟，公众苦于流氓软件久矣，不能再听之任之。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的智能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位列世界第一；至于电脑数量，那更是不计其数。这就是说，流氓软件所危害的面是非常广阔的。而调查结果显示，95.32%手机存在预置应用软件，88.91%的预装软件不可卸载。这就是说，面对流氓软件，用户最起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比如选择权、知情权与话语权。流氓软件的问题，的确不容小觑。 于是，一个疑问也来了：流氓软件如此欺人太甚，为何公众还能忍?是因为公众的忍耐力太好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法律的支持不够。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一旦拿起维权旗帜，往往遭遇“举证难度极大”的尴尬，而且维权成本也非常高，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些软件生产商较低的违法风险。在这样不对等的权利博弈下，无论是公众的电脑还是手机，基本上都不能免于流氓软件的侵扰。 说到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两个案例：一是去年9月，深圳有消费者就流氓软件的问题起诉过手机商，但全部诉讼请求均被驳回；二是上海消保委前不久提起公益诉讼，将两家公司捆绑销售应用软件又不告知消费者的行为告上法庭，这获得中消协的支持，也获得立案。由此可见，在面对流氓软件时，个体的努力仍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依靠消协这样的组织发力，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正义。 就如今而言，尽管上述案件仍然没有审理，结果仍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相对弱势的消费者，若想驱除流氓软件，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的作用。相比个体的单打独斗，公益诉讼帮消费者撑腰，更值得期待。事实上，不仅是流氓软件，其他一些公众维权成本较高的热点问题，各地的消协都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帮消费者维权，如此才能更有利于构筑安全可靠的消费环境，也才会让尊重消费者成为一种习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