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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省通江县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和群众操办酒席的通知》，不仅对国家公职人员酒席范围进行了规范，还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允许举办的酒席范围进行了界定。其中诸如“办寿宴需满70周岁”“每间隔十年可操办一次”这样的规定引发争议。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政府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社会治理、改善社会民生？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 记者：四川通江下发通知规定公职人员和群众举办酒席的范围，具体来说，有哪些地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胡建淼：这一通知的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是为了遏制人情消费，但它是否符合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尤其是法治化，是值得怀疑的。通知属于什么？通知由通江县两办发布，对照立法法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规定，它既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不是政府规章，同样不属于党内法规，充其量是一个县级组织的红头文件。 通知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和群众操办酒席必须事先书面申报，不经批准不得操办，“未经申报批准的一律视为违规操办酒席”，这实际上是设定了一种新的行政许可，是违背行政许可法的。通知虽将操办酒席申报定性为事先申报备案制，但由于它明文要求未经申报批准不得操办，否则要追究责任，这实际上便成了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第2条表明：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事先的强制性备案显然是行政许可的一种形式。操办酒席既不属于行政许可法第12条所规定的“可设定许可事项”，而且未经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决定(临时许可)和省级政府规章(临时许可)的设定。一个县级组织的红头文件是无权设定行政许可的。 记者：采取行政强制手段治理人情消费，暴露出法治政府建设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 胡建淼：在平衡公权与私权关系中的一项法治原则是：“公权力——法不授权便无权，私权利——法不禁止便自由”。这与李克强总理说的，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一致的。公民操办酒席，七十岁才祝寿，这完全属于私权范畴，政府的审批和处罚属于公权。这就是说，政府要限制公民的权利，必须要有法的依据。我国立法法明文规定，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连规章都无权限制公民权利，一个红头文件更是无权“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