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征收拥堵费，还是车辆限牌、限行，都是减损公民权益的做法。尽管这些做法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但应该是在穷尽其他治理手段之后再来考虑其可行性。 7月22日上午，以“生态智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15年（第十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广州开幕。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理事长仇保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至12%，比伦敦更需要用拥堵费来治拥堵”（7月23日《新快报》）。 如今，我国不少城市都患上了大城市病，人口拥挤带来的交通拥堵便是病征之一。近日就有消息称，北京市正在研究收取拥堵费，以缓解交通拥堵问题。而广州“进行征收交通拥堵费研究”的声音近年来从未中断过。这次，仇保兴先生为广州治堵开出的药方也是征收拥堵费。 不可否认，从2003年2月17日起，伦敦就开始征收市中心交通拥堵费。但不能因为广州比伦敦人口多三倍，就断言迟早也要征收拥堵费。原因很简单，决定一个城市人口、交通状况的因素有很多，那么在治理时就不能头脑简单。何况，从伦敦征收拥堵费的治理效果来看并不理想。 据说伦敦在征收拥堵费初期，拥堵情况有所缓解。然而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这种治理模式的管理成本比较高，伦敦用于拥堵费行政管理的支出上升至1.6亿英镑，而用于巴士和交通流量改进的资金不足1000万英镑，由此受到批评。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2006年伦敦交通速度回落，拥堵又持续上升。 所以，不能拿一种不太成功的国外经验让国内城市去学。治理中国大城市病，必须要从国情、市情出发。笔者以为，中国大城市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公共资源在城市中心区过于集中，导致人口扎堆、交通拥堵，如果城市公共资源的分配布局更加合理均衡，人口还会扎堆吗？交通还会拥堵吗？ 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目前似乎只有北京真正苏醒了，正在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来缓解城市人口、交通等压力。尽管北京最终治理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很显然，通过疏解城市部分公共资源以疏散人口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实际效果，则取决于城市管理者是否愿意把更多的公共资源向外疏解。 因此，相比伦敦征收拥堵费，北京的做法对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更有借鉴价值。如果广州把城市中心区很多公共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商业资源等也向周边地区疏解，相信不用征收拥堵费，也能达到疏散人口、缓解交通的目的，疏解公共资源的效果甚至可能比汽车限牌、限行措施更好。 关键问题在于，大城市的管理者是否愿意把更多公共资源分散到其他地方？因为公共资源对一个城市来说具有很多意义，比如，政府财政收入、GDP增长就必须依靠城市商业资源，而商业资源又离不开行政等公共资源，如果一个城市舍不得分散公共资源，人口压力、交通拥堵等问题就难以从根本得到解决。 笔者以为，如何应对大城市病，不仅大城市的管理者要形成一种共识——疏解公共资源，而且国家有关方面也要有顶层设计。比如，重新布局城市公共资源，把大城市的部分公共资源向中小城市转移，只有这样，大、中、小城市才能相对均衡地发展，新型城镇化才能不断推进。 显然，无论是征收拥堵费，还是车辆限牌、限行，都是减损公众权益的做法。尽管这些做法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但应该是在穷尽其他治理手段之后再来考虑其可行性。如果不先从城市规划、资源分配、道路设计、交通管理、公共交通、制度建设等方面想办法，一味减损公众权益，那么必然会被质疑和批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