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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在司法活动的最后环节必然体现于公众对依法裁断的理性接受，即我们接受疑罪这样一种状态存在，从而尊重法律所确立的疑罪从无这种处理方式。 发生在11多年前的“湖南湘潭大学研究生杀人案”，因为法院曾对被告人曾爱云三次作出死刑判决，而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曾爱云、陈华章故意杀人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曾爱云无罪；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整个审判过程作出的多份判决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控辩双方、各审级法院关于事实、证据和程序问题的争议。其中，证据和事实问题无疑是根本。 湘潭中院认定曾爱云杀人的证据主要包括：曾爱云留在作案现场的指纹和鞋印；曾爱云裤子口袋中发现的一根与现场提取的棕绳形态、成分一致的纤维；同案被告人陈华章指证曾爱云杀人；曾爱云的有罪供述；曾爱云在案发后的异常表现；证人李某（曾之女友）证明曾爱云有作案时间的证言。这些证据中，如果我们将双方存在重大争议、是否属于刑讯逼供得来的曾爱云的口供暂时搁置，单看用以定案的物证、鉴定意见、证言、陈华章的指证，还原曾爱云“杀人抛尸”的案件事实也并非牵强：曾爱云在现场留下了指纹和鞋印，表明其可能于案发时到过现场；其裤子口袋中收集到的棕绳纤维表明曾爱云可能将杀人工具——棕绳放在自己的裤子口袋中；案发当晚曾爱云与李某在发现被害人未回宿舍后去工科楼寻找，发现现场已被封锁后表现异常，表明其可能事先知道周玉衡已死亡；证人李某的部分证言表明，在案发时间内，曾爱云离开过其二十多分钟，说明曾爱云可能有作案时间。这一系列可能性再加上犯罪动机——死者周玉衡曾告诉李某曾爱云有过嫖娼的经历，引起曾爱云强烈不满，以及同案被告陈华章的攀供，判断曾爱云有重大犯罪嫌疑，并不为过。 另一方面，辩方提出的辩护意见也清晰有力：现场提取的曾爱云的指纹和鞋印不能排除系案发前留下的可能，因为有证人证明曾爱云于案发前十来天两次进入案发现场；现场提取的鞋印残缺不全，且只能证明与曾所穿的皮鞋鞋底花纹种类同一；犯罪工具棕绳的提取存在重大程序问题——从曾爱云裤子口袋中提取用作证据的纤维的过程缺乏见证人。事实上，笔者甚至认为，曾爱云有作案时间的推断也值得怀疑，因为其一，关键证人李某证明曾爱云有作案时间的证言有反复；其二，控方认定曾爱云在二十多分钟内完成了杀人、抛尸、抛鞋、从容不迫地返回李某身边这一系列行为，令人生疑。应当说，辩护意见足以让人对“曾爱云系杀人主犯”这一判断产生合理怀疑。 从逻辑上说，由于现有证据并非完全指向一致，或者至少证据间的矛盾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根据现有证据也无法得出唯一的结论，应当适用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然而司法活动从来都不是做逻辑题，疑罪从无原则背后需要制度、文化、情感等多种要素支撑，这其中，制度安排是根据，理念是核心，而对法院的信任则是基础。 案件回放到前面的审判过程，对这样一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加上来自社会和被害人家属的压力也同样巨大，法院对曾爱云判处死刑应该说并未超出人们的想象，因为“疑罪从有”作为传统司法文化积弊常常能支配舆论。令人感到宽慰的是，案件反复重审的过程也正是我国法治建设逐步推进的过程，这些年来，旨在革除积弊的立法修法活动明显改善了制度环境，人们也在一桩桩错案纠正中不断接受着理性教育，宁可错放也不能冤枉的理念慢慢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法治的精髓不在于精准，而在于理性。司法活动的理性显现于：第一，不穷尽一切手段搜集证据证明犯罪；第二，只通过依法认定的证据进行裁判；第三，当法定的方法用尽仍不能确信无疑地作出有罪判断，则严格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罗尔斯说，司法程序是一种不完善的正义，这意味着，无论制度设计者和实践者如何努力，正义都不可能在每个案件中实现。因此，理性在司法活动的最后环节必然体现于公众对依法裁断的理性接受，即我们接受疑罪这样一种状态存在，从而尊重法律所确立的疑罪从无这种处理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