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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以案释法效果，建立在司法机关良好的适用法律基础之上。从长远看，无论是向当事人答疑解惑，还是向公众传播法治理念，都应回归到司法文书的说理性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或较大争议、可能引发上访或社会群体事件等的六类案件向社会公众以案释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由此观之，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起码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是针对案件当事人和围观者答疑解惑，及时化解矛盾和误解，增强司法决定的可接受性，提升司法公信力；再就是针对一般民众进行法治宣传教育，以真实性、亲历性拉近法律与民众的距离，增强普法的效果。 法律的专业性太强，难免会引起业外人士的不解和疑惑。所以，直接面对社会的司法在处理案件纠纷时，应顾及民众对司法决定的意见和态度，而不能给人以自说自话、蛮横不讲理的印象。专业上的隔膜为建立以案释法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但释法的前提须是依法正确适用法律。实践证明，以往一些案件演变为负面舆情事件，很重要的原因是司法决定本身适用法律有误。从事实的依法还原到证据的非法排除，从程序的严格恪守到法条的选择适用，都可能出现准绳失据，从而造成一个纰漏引发全盘质疑。因此，良好的以案释法效果，一定是建立在司法机关良好的适用法律基础之上。 以案释法要求司法强健内功，这同时隐含了一个悖论：对于正确适用法律的司法决定，司法机关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法律文书中说理，把道理讲透，把法律文书公开，针对当事人和围观者的答疑解惑就实现了。但在法治转型期，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说理性还不够，民众对法律文书的理性认知还不足，所以最高检此次《规定》中明确的三种以案释法情形，包含了法律文书说理，也包括了应诉讼参与人请求释法说理和特定情况下的主动释法说理。一起案件有哪些事实经过证据确认，可以适用哪些规范，规范与事实之间是如何发生关联，司法决定又是如何排除其他可能性等等，或可期待得到较为详尽的说理。 不过，从长远看，随着法治的进步，无论是向当事人答疑解惑，还是向公众传播法治理念，都应当回归到司法文书的说理性上。前不久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的判决，几乎让很多人的微信刷屏，其严谨的说理性使得两派意见虽然截然相反，却同样赢得人们的认可和尊重。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司法文书能够如此被争相传阅，那么游离在法律文书说理机制之外的种种释法活动，或许就可以告别历史舞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