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7-27 9:43:16 最近一周，任职安徽省蒙城县副县长的牛群又成了国内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只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媒体普遍给予的是质疑和责问。多家消息称，面对蒙城一些债务人的债务诉讼，当了3年零6个月蒙城县副县长的牛群此刻决定辞职，重返首都相声舞台。对此，国内诸多媒体纷纷以报道、评论的方式，对牛群在蒙城期间的从政、从商经历予以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尽管我们目前尚无法确知牛群是否真的选择辞官回归，尽管我们也不便谈论牛群蒙城债务具体出了什么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牛群在蒙城的特殊身份以及以此所进行的一些活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与我国现有国家政策、法律发生了冲突，而且，似乎正在逐渐突破一些属于底线和基本的东西。
尽管蒙城县政府一再强调：牛群并非真“官”，因为他不参政，也不按规定上班，只不过是蒙城借来招商的牌子；牛群并非真“商”，因为他只是以慈善名义办企业，并未从事商业活动。但这种强调显然不能掩盖牛县长身份的特殊性。
不管牛群平时是否正常参政和按时上班，大家看到的是，2002年12月28日，在蒙城县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牛群是凭借323票赞成、7票弃权的选举结果顺利当选为蒙城县副县长的；而且，此后他还顺利地成为了亳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按照我国法律，只要是经过人大正式选任的官员，就具有了合法性。因此，牛群本身早已是货真价实的“官”，除非人大选举本身就是儿戏；我们也不管牛群担任“董事长”的五个公司是否全部都以慈善事业名义行事，我们只知道，根据我国公司法第58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牛群既然已身为副县长，那么再兼任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法人代表，其违法性就已非常明了。
更何况，牛群依据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蒙城期间所进行的一些主动和被动、有意和无意的活动，确实也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我国现有的政策、法律。比如在蒙城特教学校改制过程中，蒙城政府采用的是“闪电般”速度，无偿地把学校资产划归到牛群名下。根据我国相关法律，任何事业单位的转制都需要依法办理一定的手续。学校原是公办的，性质是国有的，按照法律转为民办的话，就必须首先对原有资产做评估，然后再由私人买断，投资参股，组建新校。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不仅蒙城县政府迅速、无偿地把原有的国有财产划入牛群名下，而且，牛群本人似乎也并未觉得有何不对：他不仅慷慨地全盘接受，而且在日后的改革中，其所采取的方法以及对原有教职员工的态度，野蛮程度并不亚于湖南嘉禾政府的强制拆迁。而这一点实际上正是诸多媒体和社会各界异议最为集中的地方。
应该承认，利用一个相声演员既有的良好社会影响力，并将其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外在动力，牛群及蒙城政府所期望的这种超越式发展效应，其初衷确有其积极性。但是，牛群及他的搭档们似乎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和底线，那就是：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任何行为活动都只能以国家现有的政策、法律为坐标、准则。任何企图在官场、商场左右逢源的传统理念和做法，早已是和一个现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策、法律格格不入的了。官商合一、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红顶商人”及其公司，不管其原本用意多么良好、纯洁，但鉴于其本身固有且会不断膨胀的自私性，“红顶商人”总是会以公权力为依托，采取一些强制、垄断的手段，努力建立、维护和扩展自己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最终实现大规模盈利。而这种盈利和所谓的成就，实际上是以整个市场竞争环境的被破坏，以其他企业效率、利益的相对损失，以国家政策、法律的不断被超越、突破为代价的。蒙城特校诸多原有教师的抗议、诸多债务人的集体诉讼，就是典型例子。
实际上，正是考虑到其中的种种危害和不公，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开展了清理、整顿官商一体的活动。尽管整体效果可喜可贺，但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地区，迷恋、推崇、效仿“牛群模式”官商不分的类似行径依然层出不穷。而笔者认为，在继续加大清理整顿力度的同时，如果考虑到牛群本身所具有的明星效应，让牛群在蒙城官场和商场尽快实现身份、职能的归位，那么，国家相关政策、法律则能相对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以贯彻、落实。因为，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必然能以此为戒，彻底走出对“牛群模式”的迷恋和崇拜，走出以国家政策、法律为招商引资送人情的种种误区。继而，更多地在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外在形式和表面上费尽心思。而如此一来，一个科学、合理、先进的政治文明和秩序也就有了更多发展、延续的契机和希望。（阮占江） 《法制日报》
法治动态检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