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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4 14:27:17 抗生素问题最近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直接原因来自于国家有关部门对抗生素的限售令：从2004年7月1日起，抗生素类、磺胺类、抗结核类、抗真菌类和喹诺酮类五类约四百种抗菌药须凭执业医师处方购买。换言之，购药者除非持有执业医师的处方，否则将不能在药店买到包括抗生素在内的药物。
限售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是为公众利益考虑的。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40%死于抗生素的滥用；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我国每年有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惊人的数字表明我国已经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在我国抗生素类药物像其他普通药物一样，很容易购得。因此，为了保证公众用药安全、保护公众健康利益，实施限售便成了国家必然的选择。
然而，从目前限售令实施的结果看，却不那么理想：“‘抗生素限售令’自今年7月1日施行至今1个月……并未解决基本问题，药品市场依然存在抗生素滥买滥卖现象，市民、药店、药企纷纷叫苦……一些药店已计划申请开中医诊所，以弥补处方来源的不足”。限售令涉及到的患者、制药企业、医院、药店都没有值得乐观的表现。为了防止患者到外面买药，某些医疗机构会采取电子处方或者密码处方；为了保住利润，药房或替代药品保利润，或别出心裁采用传真处方、电视诊断等；而患者们却还是通过非正规的渠道、非正常的方法来买药，使得药店要面对很多真假难辨的处方；制药企业更是叫苦不迭。
从道理上应该限，但是效果为何出人意料，甚至连患者也表示不满？这只能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限制，而在于如何限的问题。有关人士认为“监管力度的确有待加强，但关键还是要靠药店自律”，药店自律只能算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绝非全部。限售问题表面看来是对一类药物有限制的销售，可是放在我国特定的医疗体制下，却更是个利益分配、博弈的社会问题。用钟南山院士的话来概括，抗生素药物被滥用的诸多原因是，“医生用药求无懈可击，多为避免投诉；患者用药求平安保险，想快治快好；药厂推销药品，少讲不良反应，只求扩大利润；药店想方便群众”，多方面的原因单方面地解决，显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从限售令我们能够读出的是对患者、药店、药厂的权利限制，而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来协调、过渡限售令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到限售令的多数人的意愿没有很好地被表达、被处理，出现上述结果也就成了必然。
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某项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常常关系到一系列的问题、牵涉多方面的利益。设立某项法律法规目的也许是单一的，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必定是复杂的，手段必定是灵活多样的。所以，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利益协调工具，它的实施应该是综合的、系统的。限售令的出台，最大利益无疑是公众的生命安全。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一个“限”字就能立竿见影的。它还受多方面的影响：对于患者来说，改变用药的认知习惯需要一个过程，对药品价格的考虑也是不能忽视的；对于医院来说，如何保证带有垄断性质的处方权不被乱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药店来讲，如何合理的转移因限售带来的损失也应该被考虑……这就要求有一系列的措施来配合、跟进限售令的实施，以期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协调、处理各方的利益，最终促使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国外在控制抗生素的使用上有一个总体的规划，抗生素药物的管理是一个社会平衡体系，对相关单位的监督管理是个复杂的综合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正确处理此问题考验着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水平。据报道，广州、上海等地抗生素限售政策有所放松，患者急用时，药店可通过备案登记的方式卖药，同时，有关部门也正在起草《合理使用抗生素指南》，相信这是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开始，一个良好的开端。（凌锋） 《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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