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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19 9:45:24 与市场实践冲撞10年，锈了
贾先生3年前在北京郊区注册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当时，为办公司他借了两个熟人的身份证。这两个熟人成了名义上的股东。他说，事实上，这个公司就我一个人说了算。
贾先生说：“社会上，这样的个人公司太多了。办照时，随便找个朋友，或者找个亲戚，借别人的身份证一用。”
为什么自己办公司要借别人的身份证？因为当前适用的《公司法》要求，必须有两人以上股东出资方可注册公司。
今天，在获知即将修改的《公司法》允许以5万元资金注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后，贾先生说，这种修改是个进步，也是“对现法滞后于现实情况的认可”。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李曙光也认为，形式上的多人公司，有很多在实践中，是采取挂名股东的方式，实质上早已是“一人公司”。他认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法》修改草案中提出，最主要的动因是承认现实，是对已存在现象的规范。
《公司法》修改草案，将在本月23日至28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审议。允许注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是其中一个修改点。
律师关安平说，这次《公司法》要“大改”，因为10年前制定的公司法目前已显得非常“落后”。中国在加入WTO之后，要求《公司法》的主导理念国际化。
《公司法》与市场实践发生严重“冲撞”，在一些经济案中，法官都找不到判案的依据
今年7月1日，是《公司法》实施10周年纪念日。这部被称为“市场经济利剑”的法律，在许多法学专家眼里，已经有些“生锈”了。
关安平认为，制定1994年版《公司法》时，我国市场中行政主导的因素大约占70％，那是一种“行政主导产业和市场”的格局。现在完全发生了改变，1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的力量开始占有主导位置。由此，市场运行的实践与《公司法》发生了严重“冲撞”，甚至在很多经济案件中，法官都找不到判案的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郭锋，总结了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公司法》的4类问题：一，过分保护国企特权；二，最低资本额的门槛太高，不利于中小投资者入市参与竞争；三，在公司设立时，必须一次性认缴资本到位，而国际上允许发起人在公司设立一定时间后分次募集（分次发行），不会导致资金积压和低效率使用；四，授予监事会职权较小，不能给董事会以有效制约。
关安平也认为，本次《公司法》的修改，其可期待之处在于能否在具体条文中落实“淡化行政色彩”的原则，让公司主体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活力和创造性。
他认为，在公司内部，要严格规范股东之间的平等权益。目前在实际操作中，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都存在大股东滥用权力的问题，因为《公司法》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没有明确规定，对大股东滥用权力没有明确的赔偿和惩戒制度。
在公司外部，也必须完善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和义务，对那些从银行贷款不还的公司和个人必须严加惩处，让那些没有信用的人“一次失信终身受损”。
国企改革中的一些腐败也与当前《公司法》有关
公司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史际春教授说，修改《公司法》的关键是，要搞清公司的精髓就是“以股东为本”。“如果连公司的核心理念都没弄清，单单修改法条作用不大”。
他反对把公司看做“一个自立自主自为的独立市场主体”。他认为，正是这个误区，导致国有企业改革中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经理人员职权过大，不顾广大股东利益，这种“自主性”其实违背了公司的本质：公司应该是所有者投资经营的工具，而不是所谓的自立自主自为的市场主体。
史际春坚持说：“公司不应该有自己的意志。它的意志应该是也只能是全体股东的共同意志。如果不是，这个公司就异化了，异化成股东和社会的异己物。”
史际春说：“《公司法》的制定体现的是社会各个利益方博弈的过程。”关律师认为，目前的实际经济活动的变化和复杂性，远远超越了《公司法》的规定。他每次出具“法律意见书”时，都要强调“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这种字眼。
关律师认为即便这次《公司法》“大改”完成，在三五年后《公司法》也还会再次修改。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全社会的“公司文化”。“这就像一场足球比赛中，球员对规则都不熟悉，或者说，他们都没有守规则的习惯和意识，比赛就很难进行”。《公司法》的修改，是要健全游戏规则。
史际春教授对“一人公司”的看法也不乐观。他认为，一方面我国社会对自然人的控制还没达到相当水平，并且个人的诚信水平也比较低，“一人公司”就算是合法的，监管起来也很难。
一些专家也认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可能主要起一个“信用警示”的作用，因为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这样的公司，而它们的债权债务关系比较混乱，再加上整个社会的信用不太高，在这种情况下，明确说明这是一个“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提醒与其进行生意往来的人注意风险。
“在人们普遍认识不到过路口不看红灯的危害之前，‘红灯不得前行’的法条就是空文。”史际春说。（王磊）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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