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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9-29 9:25:59 核心提示
9月下旬在京举行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的重大任务。
早在4年前，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开始了反腐保廉预防体系建设的探索。本报记者的追踪调查表明，深圳的反腐保廉体系卓有成效，显示了制度反腐的创新和力量。
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建议：像当年建立深圳等经济体制改革特区那样，着手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
谭国箱现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2000年5月，他刚刚当选为深圳市纪委书记，就提出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腐败问题、走适应市场经济的反腐保廉路子、建立反腐保廉预防体系的设想。
今天，谭国箱就此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只抓办案，腐败案件就会像割韭菜，割一茬又长一茬
记者：深圳在4年前就开始了反腐保廉预防体系建设，作为这个体系的筹划者，您提出这个创意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激发这个创意的动因是什么？
谭国箱：我到纪委工作之前，担任深圳市委秘书长，只是站在比较宏观的角度观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到纪委工作后，感到反腐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纪检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要有系统的设计。如果我们纪检机关，把主要精力用来抓办案，结果只能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我感到，打击腐败官员是必要的，不打击不行，不然就不能把腐败的势头遏制住。但只打击也不行，最根本的是要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深圳是国内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早的城市，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中央纪委和省纪委多次要求我们从体制、机制、制度上进行反腐败模式的探索。为此，我们确定的方针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打防并举，重在预防。
这几年，我们一方面加大打击力度，每年查处大要案100多件，始终保持一个高压的态势，不使腐败蔓延。自2001年至今年6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新立案587件，其中大要案366件。全市共处分党员干部583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79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5．81亿元。另一方面，我们着手从体制、机制、法制方面，设计一个完整的反腐保廉预防体系，尝试从源头上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管好建筑工程和土地批租等要素市场，腐败案件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记者：深圳建立反腐保廉体系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谭国箱：治理腐败，必须制约权力。通过分析深圳查处的腐败案例，我们发现，70％的腐败案件发生在建筑工程和经营性土地出租等要素市场。也就是说，这一块治理得好，腐败案件数量就会大大下降。
工作重点明确了，方案制定就死死盯住这些领域，千方百计制约权力。我们建立和完善了土地、建筑和产权3个要素市场，实行公开拍卖、公开招投标。能够让市场配置的都让市场配置，阳光作业。
行政审批能砍掉的坚决砍掉，必要的审批必须规定标准和时限。深圳在全国较早启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前两轮改革将全市的行政审批事项由1091项调整至395项，第三轮改革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将行政审批事项再减少37．8％。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对权力的挑战，如果都由各部门自医己病、自我“瘦身”，结果是一些部门死抱着“含金量”高的审批项目不放。去年9月，开始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我们实行开门改革，由市委、市政府聘请31名专家组成审批项目专家审核组，在网上征求工作对象和市民的意见，逐单位逐项目地对现有审批事项进行清理和审核，彻底改变了过去由各职能部门自己申报、取消与保留的做法，从客观上保证了改革超越部门利益，真正做到公正、公开、公平。
记者：中秋节快到了，现在几乎看不到早几年给机关干部送礼的现象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谭国箱：几年来，我们始终保持纠治官员收送钱物的高压态势。我接到过一个私企老板的电话，他说：“以前每到春节我要跑很多部门，一个节下来要花十几万元。”不良风气给党的威信带来的损伤老百姓感受得到。因此，我们花很大气力抓风气的整治，特别是每年春节、中秋这种问题高发期，我们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宣传教育、制定规矩，对违规者进行坚决查处和曝光。
纪委抓办案得罪人 反腐工作也遇到过争议
记者：反腐保廉工作有没有遇到过争议？
谭国箱：有争议，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实践可消除这种争议。纪委的职责是组织协调，出规划，分任务，抓监督落实，主体还是有关部门。
但纪检工作和经济工作是一张皮，不是两张皮。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地方如果风气不好，经济工作也不可能搞好。再者，从制度反腐的角度看，土地批租、建筑工程招投标和产权交易称为三大要素市场。如果要素市场不完善，就不能说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三个要素市场完善了，市场机制才能完善。市场机制的完善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完善了，腐败的机会也减少了。
纪委抓办案得罪人，抓治本其实也得罪人。一项工程，可能产生数千万利润，可能存在腐败滋生的空间。抓治本、抓落实，难度很大。这就需要坚持强势推动，依靠党委、人大的支持，依靠政府、政协的支持，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
2003年年末的一项调查问卷显示，深圳市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上升到77．1％。
设立业务系列轨道防止跑官要官
记者：深圳反腐保廉预防体系建设下一步的重点是什么？
谭国箱：惩防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动态完善的过程。今年以来，市纪委在原有基础上，按照中央纪委的部署，对整个体系进行了“升级”，正着手研究建立《深圳市预防腐败法规制度框架》，包括政府行为规范、市场行为规则、干部人事规范、监督行为规范、教育规范5个方面的基本框架，统筹现有涉及反腐保廉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并指导下一步的立法计划。使各项改革成果，都通过法制手段巩固下来。
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思考、规划和大胆设想，有的已经开始尝试进行。
比如，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双轨制”。以前我们走的是行政职务这个独木桥，由于受职务数量的限制，很多优秀干部过不了这座桥，影响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也容易出现跑官要官等腐败现象。我们正在实施的“双轨制”，除设立行政职务系列外，还设立了业务系列轨道，对机关干部定期进行考核和晋升，让他们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和工资待遇。这一改革的试点已开展一年多，今后要在全市铺开。
“一把手”末位发言，实行“票决制”
记者：你们如何对“一把手”实行有效的监督？
谭国箱：市纪委正组织力量进行专题调研，实施对“一把手”监督的工作方案已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实施意见形成初稿。
民主是权力腐败的天敌。深圳市已制定了各级党委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研究决策重大问题应集体讨论，有几个区还实行了“票决制”，市委常委会实行了党委书记末位发言制，避免“一把手”先开口，其他领导一致通过的现象。这样，“一把手”不先定调，其他领导就能充分发表意见。从几年的实践看，效果很好。同时，对领导干部实行了民主监督，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或届中、届末考核中，民主测评不称职票数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就予以调离。（李桂茹）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应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早在一个多月前，记者准备就我国建立反腐保廉体系的话题采访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时，他就建议我们追踪一下深圳市4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当我们从深圳采访归来时，他却不愿意接受采访。我们只好将一个月前他与我们的一些谈话作为一种独特的专访。
——记者注
“各地都出现了不少反腐败的试点和模式，我认为最好、最成功的当属‘深圳模式’。”李永忠评价道，深圳的反腐保廉体系显示的是制度反腐的创新和力量。
他说，深圳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前沿，最先遇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的易发多发情形；最早意识到腐败之所以易发多发，就在于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着滋生、蔓延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他接着说，“正是在这样的改革实践中，深圳市深刻意识到解决腐败的问题，要有打击、惩处的手段，更要走制度建设的路子。”他认为，深圳市走出的反腐保廉的路子，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反腐败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反腐败要惩防并举，重在预防。”
李永忠说，“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深圳反腐败之所以走在前沿，就在于“它既按照中央的‘规定动作’去做，又敢于大胆去试、去闯，并成功地摸索出一套‘自选动作’。”“新一届中央纪委非常注重深入调研，了解并总结各地各部门的试点经验，通过分析研究不断把握规律，继而推广到全国。”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与深圳等地的成功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认为，深圳市对反腐保廉体系的探索，其更本质的意义是立足于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政治体制改革的“样板间”。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政治体制改革先发也成为必然。“这样，不仅可以巩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同时可以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扎实深入的向前推进。”
他由此得到启发说，“我们有理由也有条件，像当年建立深圳等经济体制改革特区那样，着手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
李永忠认为，“包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内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就在于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特区。而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改革尝试，之所以浅尝辄止，不敢深入推进，也在于对这方面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失败，没有像当年经济特区的改革那样，有人敢于出面‘埋单’。”
李永忠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几个经济特区的试验圈。继续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这样几个‘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内民主制度发展、党内监督的强化、改革与完善纪律检查体制，都可以放在这些特区中来进行试点。特区就是改革的‘孵化器’、‘试验场’，可以最大限度控制风险。”因此，他建议，设立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像邓小平同志当年说的那样，大胆试，大胆闯”。
制度反腐应力避三种倾向
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日前指出，在制度反腐中要避免可能出现的片面化、纸面化、局部化。
一、“片面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制度反腐就是治本，而治本等于教育，从而放松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李永忠指出，“这种片面化的做法，将会使我们放松始终保持的对腐败的高压态势。”
二、“纸面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制度反腐就是制定很多“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李永忠说：“这是纸上反腐。不但反不了腐，而且会使反腐流于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有保证这些制度得以严格实施的组织体系。因此，“有无党内民主的实质性发展，有无组织严密的、专门的监督机关，并通过对权力进行科学分解、合理配置，至为关键。只有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才能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腐败问题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才能确保制度反腐体系良性有效运行。”
三、“局部化”：一些地方和部门限于执政能力水平不高，眼界不宽，胆识不够，满足于“查点个案，定点条款，纠点小歪风，搞点无用功”，不会也不敢进行宏观战略性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他强调：“与思想教育和思想作风相比，制度建设是根本，执政能力建设是重点。只有抓住根本，才能解决重点。”
李永忠说，吴官正同志主持中央纪委工作以来，多次深刻指出：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体现到各个方面”。建设反腐体系就是将反腐败作为系统工程来看待，从全局上、根本上逐步解决腐败问题，而非靠一朝加大惩处力度来遏制。
他强调指出，应明确纪委职能定位。根据《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纪委是专门的监督机关。“纪委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两个委员会之一。但是，总的情况是落实不够，到位不够。因此，全面履行党章所赋予的职责尤为重要。”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对于纪检机关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加强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切实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以解决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等深层次的问题。” （崔丽）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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