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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
本报武汉5月11日电 佘祥林代理律师周峰向本报记者证实，佘祥林今天正式向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赔偿金额高达437万元。佘祥林大哥佘锁林、作良心证明的天门市台岭镇村民倪新海、聂麦清、佘祥林母亲等4人也向京山县公安局提出总计191万余元的国家赔偿。 周峰律师表示，精神损害赔偿是佘祥林赔偿案的焦点，他已就此向荆门市中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法律意见书。他说，佘祥林和其他相关人员应该得到上述各项赔偿，这符合我国法律发展的方向。通过他们得到赔偿，也可促进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尤其是关于精神赔偿方面内容的修改。作为律师，他会尽心尽力为佘祥林和相关人员争取到每一项赔偿。他希望司法机关在审理过程中秉持先进的理念，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司法发展的大趋势，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 目前，荆门市中院和京山县公安局都已接受了相关的国家赔偿申请材料，是否立案的决定可能在7天后做出。 佘祥林女儿说：如果只赔经济损失，那太不公平了 佘祥林案发生时他的女儿佘华容年仅7岁。她自小成绩优异，初一被迫辍学，目前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前不久，在医院病房里，记者看到18岁的佘华容坐在父亲床边，握着父亲的手。父女二人眼神中都有历经沧桑后的淡淡笑意。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爸爸觉得特别对不起你，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歧视。 佘华容(以下简称佘)：他没有对不起我，他自己受的苦是我们无法忍受的。 记：初一的时候为什么辍学到东莞打工？ 佘：那时我和爷爷一起住，家里太困难了。我刚到东莞时在一家玩具厂给玩具喷漆，第一个月赚了520元。在东莞，我从没跟人详细提过爸爸的事。 记：你读书的时候成绩不错，爷爷家的墙上还贴着很多你当年拿到的奖状。以后还想不想读书？ 佘：当然想了，但再从初一开始读是不可能了。现在我看到什么都想学。厂里的品保(品质保证)员，工作比较简单轻松，工资却是我的三四倍。只要教一下我也会，但那些工作都要求有学历。 记：你知道国家赔偿吗？ 佘：我这次听大人们讲过，但不是特别清楚。我听说现在的国家赔偿没有精神赔偿，我爸爸、爷爷、奶奶精神上因为这个事都受到打击。如果只赔偿经济损失，那太不公平了。 我奶奶平时身体很好，以前都没怎么生病。爸爸出事后奶奶也被关了几个月，出来时瘫痪了，神智不清，不久就去世了。听说奶奶只能算被关那几个月的损失。赔那点钱有什么用？死了个人难道就像死只蚂蚁吗？（甘丽华） 《国家赔偿法》该大修了 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完善赔偿程序是三大修改重点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 今天，湖北“杀妻”冤案主角佘祥林提出437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为自己所蒙受的11年冤狱讨要赔偿。巧合的是，到2005年5月12日，恰是《国家赔偿法》颁布11周年。 如果说冤狱11年给佘祥林留下的是满身、满心的伤痛，那么今天，佘祥林提出的国家赔偿仍然面临种种无奈与尴尬。佘案的国家赔偿申请和目前尚不可知的结局，再一次提醒人们审视与反思施行了十年之久的国家赔偿法。有关人士认为，这部法律自身也到了亟须彻底翻修的时候。因为它需要告慰的，不仅仅是佘祥林一个人的伤痛。 颁布时备受瞩目，实施中收效甚微。十年支付赔偿金5819.53万元。“口惠而实不至”从根本上是立法缺陷导致的 《国家赔偿法》于1994年5月12日颁布，自1995年1月1日起实施。十年前，《国家赔偿法》的出台令人眼前一亮。它使合法权益受到行政、司法机关不法侵害的公民、法人，能够获得国家赔偿，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 然而，伴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发展、变迁，这部十多年前制订的法律，已经越来越落后于国家目前的社会生活，暴露出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对国家赔偿该确认的不确认、该赔的不赔、该执行的不执行，以至于赔偿案件之少、赔偿数额之低、获赔之困难，成为屡遭诟病之弊，更出现了“国家不赔法”、“口惠而实不至”的批评声音。 据统计，截至2004年5月，中国各级法院以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共依法受理、审理了国家赔偿案件15867件，其中有5442件案件作出赔偿决定。截至2004年11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赔偿案件7823件，决定赔偿3167件，支付赔偿金5819.53万元。“很少有一部法律在颁布时受到众多瞩目，而在实施中却收效甚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直言剖析：“究其‘失效’原因，除了国家法治环境尚不完善，公民、法人及赔偿义务机关法治意识不高等原因外，《国家赔偿法》本身存在严重缺陷是直接原因。” 由于对佘祥林的无罪判决已生效，这意味着佘祥林申请国家赔偿无须经过确认程序。而对大多数请求国家赔偿的当事人而言，申请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这表明赔偿申请进入程序怪圈，即是否“违法”，要由实施侵害行为的行政、司法机关确认。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曾评价称，将司法机关对自身违法行为的确认，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前置程序，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刑事辩护律师李肖霖所代理的一桩公安机关打伤当事人的赔偿案，就因为除了当事人自己，别人无以证明公安机关实施了不法侵害，而难获赔偿。 “谁都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官，赔偿义务机关也不能。”李肖霖律师说，让侵害者先给受害者做结论的程序怪圈违反了自然正义原则，其结果导致很多当事人对申请国家赔偿畏之如虎，不能提、不愿提、不敢提。 精神损害赔偿缺失之痛：国家带有强制力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精神侵权损害，比一般民事侵权更严重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和他周遭一群人的命运。佘母含恨告别人世、佘兄曾被拘留、女儿被迫辍学，全家债台高筑，遭尽白眼。对佘祥林一家来说，心狱之灾是比身陷囹圄更惨的痛楚。 陕西省泾阳县“处女嫖娼案”受害人麻旦旦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只得到了74.66元国家赔偿金。闻讯，身心备受凌辱的麻旦旦瘫倒在法庭上。 由于刑讯逼供酿成冤狱被迫承认杀妻的云南警察杜培武，所提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也被驳回。 ———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可依。 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日平均工资计算”。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了最新刑事赔偿标准，即以年均工资16024元、日均工资63.83元计。据此，有人推算佘祥林11年的牢狱之灾可能得到的赔偿金大约为25.6万余元。 一个无辜公民，错坐一天牢，只得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来弥补，对如此低得可怜的赔偿数额，有人讥为国家赔偿类似于“补发工资”。 对麻旦旦、杜培武、佘祥林而言，如何抚平所遭受的身心伤害，是国家赔偿制度面临的更大问题。 马怀德教授说，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并未规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他认为，“对老百姓而言，国家带有强制力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精神侵权损害，比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更加严重，国家侵权通常会危及公民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健康权，其精神上的痛苦、名誉上的损害，比一般侵害程度严重得多。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对精神损害给予侵权赔偿，赔偿数额上也要高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 李肖霖律师说，“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失补偿，象征性意义会十分巨大，它将反映出国家与法律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关注，这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倡导与带动作用不可轻视。” 让国家赔偿法成为双刃利剑，在保护公民私权同时，体现出对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行为的惩戒与遏制 “相比十几年前纠正错案后受害人跪谢司法机关和政府的场面，如今受害人广泛地争取国家赔偿，说明至少在公民中，人权不再显得那么轻薄。”一位专家如此评论。 今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共收到13份全国人大代表要求修改《国家赔偿法》的议案，联名提案的全国人大代表达到500名之多。“这份议案已被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审议研究议程。”重庆团领衔提交议案的韩德云代表说。 “十年前《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囿于当时客观因素，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没有提升到宪法高度，更多强调个人义务、国家权力，而不是本着制约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理念。”因此，韩德云代表认为，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不能小修小补，动小手术，而是要“推倒重来”，做一次重新构建的“大手术”。 “要使《国家赔偿法》成为一柄双刃利剑，一面充分体现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体现在对国家公权力机关违法行为的惩戒与遏制。让国家权力机关意识到，任何违法行为都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增大国家机关侵权违法成本。”韩德云代表说。 “完善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是民主法治的标志尺和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应松年说。 据马怀德教授介绍，由其负责承担的《国家赔偿法》修改难点、重点专家建议稿，已接近尾声，将很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 据悉，《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纳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指出，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完善赔偿程序是该法修改主要内容。同时，衔接、处理好与《国家赔偿法》相关联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刑法》等多部法律关系，也是“修法”需着重解决的问题。 专家指出，一个公民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本身就是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侵害。对蒙受冤屈或者受到损害的人依法给予赔偿，不仅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恢复，更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匡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全新的《国家赔偿法》被寄予厚望。（崔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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