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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
无辜在监狱里蹲了13年，胥敬祥是不幸的；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还了他清白，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何让无辜的人不再承受胥敬祥的不幸？如何让承受不幸的人感受胥敬祥的万幸？胥敬祥冤案给我们太多的思考—— 嘉 宾：
刘品新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法学博士 许身健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法学博士 汤路明 胥敬祥案法律援助人员、河南亚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持人：李曙明 检察日报新闻评论部编辑 时 间：4月14日 地 点：检察日报社 研讨背景 本来清白的河南鹿邑县农民胥敬祥，却在监狱里蹲了13年；检察机关经过长达7年的努力，以撤回起诉的方式还了他清白，但此时距他服刑期满的日子只有15天。本报4月5日和4月7日对此案的连续报道，引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高度重视，批示要认真剖析此案，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确保公正司法。 议题一：冤案为何一再发生？ 主持人：河北聂树斌案件目前还没有结论，我们姑且称为“疑似冤案”；湖北的“佘祥林杀妻案”和本案的当事人，却都是“比窦娥还冤”。三个案件通过新闻媒体公之于众，引来各界对司法公正的再次高度关注，其中人们的最大疑问是：冤案为什么会发生？ 刘品新：任何社会都可能发生错案，这种理论在学理上叫做司法相对论，按着这种观念，我们要重新对错案进行反思。错案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判断：一是办案的效果上也就是实体上确实属于错判；二是主观上要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三是判决程序上违反当时的法律；四是从社会影响上来说产生后果很严重。按着这个标准，胥案肯定是个错案。 汤路明：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被概括为16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是，作为本案的法律援助人员，我感觉这个错案之所以会发生，根本的原因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 其实，为了避免冤假错案发生，国家在刑事追究制度上做了科学的程序设计，公检法机关之间既互相配合，也互相制约。遗憾的是，在这个案子中，公安机关采取了非合法的手段获取了证据，检察院没有把住起诉的关口，法院最后的审判也没有把住关，也就是说，三个机关是“一条龙”地把无辜的人送到监狱，他们之间只有配合，却看不到任何制约。 许身健：本案发生错误，和这起案件在当地影响比较大，办案机关压力比较大，总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破案有关，在这种压力下办案，发生冤案的几率要大得多。 刘品新：我认为，实践中发生错案，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司法人员的压力办案和司法制度本身。所谓“压力办案”，对办案人员来说，意味着：案件不能侦破，或者案件搞错了，承办人可能面临的是处罚，而破了案则会有奖励。 再说制度因素。发生了错案，人们往往把原因归结到侦查机关的身上，并且拿着西方警察制度做比较。但我觉得，中国的警察文化跟西方没有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公安机关的案件承办人员已经对胥的有罪提出了疑问，但最终在办案过程中没有体现出来。为何体现不出来？我认为主要是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 汤路明：还有一个观念问题，就是“有罪推定”仍然阴魂不散。胥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有罪，公安机关所有的证据都是从证明胥有罪的角度入手。就像佘祥林案，有乡亲看到佘的妻子回来了，去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居然将其抓捕了。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有罪推定的表现。 议题三：公正为何姗姗来迟？ 主持人：和聂树斌案“真凶”出现、佘祥林案“前妻死而复生”的偶然相比，本案通过检察机关抗诉纠正冤错案，更具标本性质，更应成为错案纠正的常规手段。但是，检察机关抗诉经历的时间之长、波折之多，让我们看到抗诉权行使过程中的颇多困难和无奈。哪些因素造成了这诸多困难和无奈？如何让公正不再姗姗来迟？ 汤路明：胥敬祥最终能够得到公正，我这个代理律师所起到的作用只是“敲边鼓”，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检察院。如果没有检察院的介入，靠胥自己申诉，靠律师的努力，得到公正的机会几乎没有。然而，事实上，检察机关抗诉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河南省检察院从1997年开始着手调查此案开始，到胥最后出狱，历时七年多，受到的种种阻挠和艰难，难以言表。 许身健：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尽快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纠正一起错案历时七年，让人在欣慰之余也有遗憾。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艰难，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汤路明：公正来得如此缓慢，有诉讼制度上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一审生效判决需要再审，还要在一审法院审理，这就造成审理期限被无限延长。其实，如果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冤案或许早就纠正了，而发回重审的结果是维持原判。 刘品新：需要注意的是，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相当于让他们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一旦证明当年确实办错了，可能关系到不少人的前途和饭碗，纠正起来有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发现，拒绝纠正错案已经成了一种普遍想象，观念上是有错必纠，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所以，自查自纠自罚的模式必须改变。 许身健：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利益存在差异。抗诉必然启动再审程序，但因为法律上对抗诉的案件该在多长时间内审理完毕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一些法院消极对待，错案纠正期限被无限拉长，这是立法上的漏洞，也反映了执法上的偏差。作为司法机关，必须考虑怎样克服制度的惯性，用“司法及时性”的要求办案。有错必纠、有错快纠曾经是我们的好传统，但这一好传统正在慢慢消失，这令人痛心。 刘品新：还应该对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进行反思。这个制度是好的，但因为办案人员怕被追究而不去纠正错误，至少从效果上看，此项制度对纠正错案，反而起了负面作用。所以，我初步的想法是，应该建立错案不纠责任制度和错案预防体制，来替代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议题二：刑讯逼供为何成了“刑事错案的标签”？ 主持人：几乎所有冤案包括本案的当事人，都声称受到过刑讯逼供。本案是不是存在刑讯逼供，是不是每个冤案都存在刑讯逼供，结论不能轻易下。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办案人员为什么热衷于这种办案方式？如何让他们告别这种办案方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办案机关、办案人员等于背了“黑锅”，如此，他们该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 刘品新：错案接触多了，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刑讯逼供是刑事错案的标签。”这句话的含义是：虽然刑讯逼供行为并不必然地导致错案，但一个案件，如果里面没有刑讯逼供行为，它一定办不成错案。 许身健：刑讯逼供成为刑事错案的标签，和口供在诉讼中的地位有关。“重事实，轻口供”是一条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但在现实诉讼当中，口供还是很重要的，像死刑案件，如果没有口供，任何一个法官都很难下判。这种现实下，如何保证口供的自愿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汤路明：关于如何防止刑讯逼供，学者提出很多好的想法，比如证据中必须要有犯罪人自己的口供，比如对录口供现场进行录音、录像，比如有律师在场获取口供，等等。 许身健：还有两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羁押场所中立化，我国的看守所是隶属于公安机关的，这不利于防止刑讯逼供；二是一旦被告人在法庭上声称受到过刑讯逼供，办案警察要出庭作证，由他来承担自证清白的责任。 刘品新：这些措施都很好，不过，这些措施都是在“堵”，要遏制刑讯逼供，“堵”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疏”。我们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那就是：警察为什么热衷于搞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在法律上被禁止了，但这种做法的“土壤”并没有完全消除，在不少老百姓头脑里，“打坏人不算错”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必须改变。同时在制度上，要给警察“减负”，不能提“命案必破”，因为每个案件都侦破是不现实的，要给司法人员一套理性的司法绩效考核机制。 议题四：公正能否来得更彻底？ 主持人：通过检察机关抗诉，胥敬祥被释放，这样的结果当然令人欣慰。但是，不是由法院宣判无罪，而是由检察院撤回起诉的做法，却让人感觉公正来得似乎并不彻底，更现实的问题则是：胥敬祥能拿到国家赔偿吗？他这13年牢不会白坐了吧？ 刘品新：一个案件，从立案到最终判决，要经过很多环节。其中，法院判决是最终的环节，之前的所有工作都是在为判决做准备。因为最后的判决是法院作出的，如果要纠正某一起冤案，就应该像湖北省京山县法院对待“佘祥林杀妻”案件那样，通过再审宣告被告人无罪。而本案中由检察院而不是法院来纠正错误，在我看来是一次“不彻底的纠正”。 汤路明：据我所知，对检察机关来说，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许身健：错案导致的两个最主要的后果，一是国家赔偿，二是对责任人的追究。但是，因为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不置可否，这两方面的工作也就都谈不到了。 刘品新：我和你有同样的担心。“不彻底纠正”的结果是，胥敬祥在请求国家赔偿时，将面临难以逾越的困难。国家赔偿的前提是错案，检察院撤回起诉，法院却对当初判决是否正确不置可否，似乎还很难确认是错案。没有了“错案”这个前提，国家赔偿也就很难实现，胥敬祥有白坐13年牢的危险。 汤路明：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二位老师要乐观得多。胥敬祥坐牢，依据是鹿邑县法院的判决。然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已经撤销了这份判决，也就是说，胥敬祥坐牢没有了根据，这不是错案是什么？所以，申请国家赔偿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刘品新：这是从法理上说的，但《国家赔偿法》对此却没有明确规定，这很容易扯皮；而且，如果确定了应该赔，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赔，这又是一个扯皮的事。如果立法不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胥敬祥请求国家赔偿的道路将会异常漫长和艰辛。 许身健：对于本案中法院不通过再审方式彻底纠正错案的原因，我不好妄加猜测，但个别地方通过这种方式逃避国家赔偿的责任，逃避对责任人的追究，确是事实，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一个被错误关押了13年的人，到头来连国家赔偿都拿不到，这个社会还有何正义可言？更可怕的是，这等于给那些企图逃避责任的司法机关指了一条明路。要都照此办理，国家赔偿将只有字面上的意义，那有多可怕？ 汤路明：胥敬祥失去13年的自由，已经无法弥补，用金钱的方式对13年的自由作出赔偿，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作为法律援助人员，我会继续努力，但仅有我的努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文稿统筹 李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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