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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我就是‘深喉’”，当91岁的美国原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费尔特站出来宣布这一消息之时，世界为之震惊。 发生在1972年～1974年间的“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惟一引咎辞职的总统。他指使下属在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的举动，最终在费尔特的举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之下彻底败露。 费尔特在《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和总编辑的严守秘密中安然度过了33年。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举报人却辗转于各部门，呼唤着安宁和安全的生活。 生活在缺乏法律保护的不安中的，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中国“深喉”。 现行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的法律空白，使得鲍宇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找不到适当的依据，也使他们有可能身陷危境，并让更多潜在的鲍宇望而却步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说，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70%以上是来自群众举报。 而实际上，举报人和证人于国家利益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向检察机关举报贪官。在协助司法机关侦办犯罪、纪检和监察部门反腐、海关查缉走私、工商技监打假、审计部门查案等各种领域，举报人和证人都功不可没。 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领域有一些比较笼统的法律规定外，中国尚没有一套系统的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法律或制度。 证人为何不愿出庭 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鲍宇这样敢于举报或是敢于作证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是极少数。目前，中国大陆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不足5%，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不足3%，可以见其一斑。 出庭率低的原因，除了办案机关为节省成本、提高效率计，不肯让证人出庭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证人不愿或不敢出证。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证人保护专题研究小组”的报告中称：该区检察院反贪局收到检举某局局长受贿的材料，并发现江某是行贿人之—。江某开始坚决拒绝配合办案工作。后来，他说出不肯作证的原因：“我要指证的是某局的局长，他有地位、有权势。如果我交代了行贿的事实，我可能出了这个门就被人砍死。就算我没事，但是你能够保证他不会伤害我的家人吗？” 另外，“举报人即使‘斗胆’举报领导，举报信却常常‘回到’领导手里”，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浦志强告诉本刊。 “信访部门更多是在起‘督促’的作用，而不具备彻底解决问题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诉讼法室副主任熊秋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把举报信批转给被举报部门(实际上就是被举报者)督促他们整改也就顺理成章”。而这种情况下，举报人常常暴露在被举报人眼皮下。 现行保护规定形同虚设 可资例证的是，香港廉政公署的相关制度完善得多。由于证人保护条例和这个强势独立的部门存在，31年来，香港具名举报人的比重已从33%升至71%，这反映了民众对法治和廉署的极大信任。 相形之下，“我国大陆的证人保护制度形同虚设，空白之处太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对本刊说。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仅有的对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这些条文也相应存在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当中，但被法学界人士评价为“过于笼统”。 这些法律规定中，鲍宇提出要求异地安置并隐姓埋名的要求，也找不到依据。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机构负责解决鲍宇式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关于证人保护的相关法规已相当健全。即使在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对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亦相当详尽。 对此有过专门研究的汤维建告诉本刊，证人保护包括了对证人的保护(人身、财产、亲属保护)、对证人的补偿(误工工资和相关费用的补偿)和证人的豁免权制度(对配偶、亲属、亲近关系，证人有权拒绝出证)。 汤维建说，如果“事前”的危险报告制度(即从举报伊始就受到保护)和“事中”的“双面陈述制度”(即为防止身份泄露而采取的变声出证或蒙面出证)存在于中国大陆，就可以给鲍宇们提供恰当的帮助。 2004年8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施行了证人保护制度，曾被媒体形容为内地首创。 据媒体报道，2004年8月，该院在全院实施《证人保护工作规定》，将保护分为3个阶段，即侦查中的保护、起诉中保护和起诉后保护。对于因作证而将受到或已经受到严重暴力威胁伤害的证人，检察机关可以实行24小时贴身保护。除了保护证人的生命安全以外，将其财产和名誉及其近亲属一并列入保护范围。 但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评价说：这属于司法实践范畴，适用范围有限。 实际上，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监察部都有自身的文件对证人保护制度进行规定，在不同程度上为证人提供了保护。 但是，这些零散的规定，尚不足以构建一个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体系。什么样的证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保护？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保护？哪些机构应该承担保护之责？如果失职或推诿当承担何种责任？这些问题，现行法律都没有清晰的答案。 证人保护法仍在酝酿 “三大诉讼法中最关键、最根本的制度框架还没解决，证人制度中的核心问题——证人必须出庭问题还没解决，从学理角度，证人保护问题想要解决就很困难”。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对本刊说。 据参与论证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透露，证人保护立法早在1998年就已开始酝酿，学界已在1999年初步达成共识。目前，《证人保护法(建议稿)》业已起草完毕。 另据透露，《刑事证据法(草案)》已经胎死腹中，只有《民事证据法(草案)》还在苦苦挣扎之中。这些法律都对证人保护问题有所涉及，但均不在十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2003年～2008年)之内。 另一方面，相关一些关于证人证据的内容，正在酝酿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会有所涉及。 参与起草《证人保护法(专家建议稿)》的专家透露说，《证人保护法》有望在未来的3——5年内通过立法者的审议而成为正式法律。汤维建说，该法实施之后，“证人社会”可望形成。 在“证人社会”中，权利人的权利得到保护，义务人的义务得到切实履行。“这将有利于树立正直、勇敢的社会风气”，汤维建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