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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报
3月7日，在1300点上下“跳舞”了数日的中国股市选择了“跳水”。虽然不至于因此改变股市中长期趋势，但对大盘的短期冲击难以避免。 这两天曝出的几条新闻，很是值得体味。参加“两会”的成思危副委员长“看空”股市，说熊市不会那么快结束；而原南方证券总裁“三人组”都被“秋后算账”，正式抓捕；还有，便是媒体又曝出了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盗银四亿”的特大丑闻。 前者表达的应该只是个人看法，因为成副委员长一贯率直敢言。 所以，如果要探究股市“力不从心”的缘由的话，那便只能归结于后两者。因为后者暴露的，正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银行也好，股市也罢，都难以避免不时出现恶性丑闻。 事实上，“操控证券交易价格”的罪名在我国是个新鲜事物，甚至断案的法律依据都不算充分，早先审判中经开案件时的大法官吴春妹便遇到过这种尴尬。新《证券法》出台后，虽然相关内容作了补充，但《刑法》跟不上，审判起来还依然是个问题。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到股市学会了洗钱，通常意义上的死刑犯便可豁免成“两三年”。但说起性质来，其实股市中的操控股价和银行中的内外勾结、中饱私囊，却是差不多的，动机么，大都是为了把公家的钱转移到个人的口袋里。否则，煞费苦心、犯险作案也便没了“价值”。 金融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也一样，“官煤现象”就是很好的案例：山西一个县堂而皇之地“企业改制”后，不也被曝光把数座公有矿井化为巨额私人利润了么？ 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的监管体系存在缺陷，还在于转轨期间法律法规方面的巨大漏洞。市场经济激发了国人的劳动积极性，但同时也激发了部分人的巨大贪欲，单凭道德说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拿黑龙江中行案件来说，四马路支行原行长胡伟东说起来一套一套，做起来却完全是另一套，和之前的“高山案”几乎如出一辙。他们利用的，都是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的缺陷。行长负责制使他们能“说一不二”，内部人控制让他们能“结伙作案”，而银行内部自查机制的不完善（本次四马路案件也是通过异地分行才发现的），也能让他们长期逍遥法外，有的甚至有充裕的时间转移资产，遁逃国外。黑龙江高山案、广东开平余振东案都是现成的例子。 我国银行业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在笔者和上海一家银行董事长对话时，他便坦承，行内干部的选拔存在很大弊端，选拔，选拔，谁“拔”你当然就要听谁的。而越是层次低的支行、信用社等，由于人员素质，也由于监管不力，便越容易出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本金只有2亿元的银行网点，就敢放贷500亿元之巨！当然，从法理上讲这并非犯罪，但谁能否认，这不是犯罪的种子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受到顾雏军侵吞国资等案件的“启示”吧，如今官员或者像银行掌权者这样的权贵犯罪又有了一种新的取向，即倾向于与私人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窜谋，本次四马路中行案件中的另一位主犯朱德全，便是这样一位私营企业老板———集贤县富强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 说到其中的奥秘，笔者的一位开公司的朋友说得明白：如果和国有企业老总们合作，拿好处便是侵吞国有资产，而且需要做账隐瞒甚至开收据，容易露馅；而和私营老板合作，好处就多了，基本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儿。而且私人老板只要能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得到好处，出手也要大方得多。此次胡伟东选择的，正是这样一位“出手阔绰、喜欢赌博”的私人老板，而由此，我们也便可以推想到山西等地的官员为何只喜欢和私人矿主“合作”的原因了。 当然，表面看起来我们的证券公司正在清查，四大银行正在改制，而各地煤矿也都在治理整顿当中，进步是明显的。但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违规违法分子是很会钻改革的空子的，而我们转轨漏洞、体制弊端以及法律空白还依然很多。因此，到底有多少罪恶假改革而大行其道，有多少骗子假改制而中饱私囊，我们无法说清，但有一点却很清楚，即我们的金融体系还很脆弱，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就此而言，不论是股市大跌，还是银行丑闻，我想都可以算作好事吧。它告诉我们，改革还需深入，改制中的银行仍不安全，而政策护航下的股改大戏也远没到可以松气的时候。 （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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