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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
公元2006年4月11日，有一个名叫张洪涛的审计员死了，死得轻于鸿毛。刚刚出炉的新闻这样透露他的死因：“河北沧州一审计员连续接受电力部门招待猝死酒店”（《中国青年报》7月29日）。细心的人们应当注意到，从张洪涛之死，到这一“旧闻”的昭示天下，已经有百余日了。这大概可说明，审计员之死及其死亡的细枝末节是不宜声张的。 按人之常情，一个人死后，人们通常都不会吝啬对他的赞美之词，以显示生者对死者的永别是多么的依依不舍。但张洪涛却无法享受这样的待遇了，仅凭“审计员”和“喝酒猝死”这两个特征，就足以令千夫所指。现在，人们集中精力蔑视他的死亡，事实上就是声讨一个审计员接受被审计单位宴请这一可耻行径。可见，这个无辜的审计员是多么的不走运。 我之所以说张洪涛是无辜的，是因为在整个事件中我注意到，他不过是代人受过，或者说，他只是一种不良风气的牺牲品。习惯性地谴责制度不完善在此是没有多大可行性的，因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规章制度，对公务人员的吃喝都有严格的限制，审计系统更有著名的“八不准”来具体约束。在椿桦看来，人之所以触犯法律，并不是他胆大妄为，而是因为有一种习惯性的冲动在支配他的行为，令他身不由己。 中国人的吃喝交际天下闻名，无论是官场上，还是商业往来，谈判或拉关系的最佳场所通常都在餐桌上，好像不搞吃喝，交际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此不展开来谈。吃喝文化本质并没有问题，而一旦被官场引进并滥用，往往会变成一把双刃剑，杀人不见血。在张洪涛之死事件中，我注意到，他肠胃不好，孩子当时在生病，他在最后一次与家人的见面中提到：想请假，但怕领导不高兴。这一细节大概也可证明我说得没错：交际与吃喝风密不可分。无论是讨得领导欢心，还是不与外单位撕破脸皮，喝了这碗酒是必须的选择。 事实上，官场吃喝不仅是交际的重要手段，偶尔也会上升为一种“革命工作”。在有些单位，喝酒受伤甚至命亡是有补偿的。我们曾听到过的某地局长喝酒猝死而被追认为“烈士”事件，大体就是“因公殉职”的充分体现，它仿佛在告诉人们，“喝得伟大，死也光荣”。发生在安徽六安的“物价局检查学校乱收费，检查组长喝酒不积极被砸伤”（《新安晚报》5月28日），以及“湖南一小学老师陪前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喝酒后死亡”（《潇湘晨报》2005年12月5日）等诸如此类的事件，也足以表明，喝酒确为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完成它，事业的前景才充满可能。 事实上，一个审计员之死，与一个教师之死或一个检查组长被砸，远不足以换取官场吃喝陋习的死亡。制度易改，习惯难移。君可曾记，很多年前为制止公款吃喝，有关部门出台过“四菜一汤”的招待标准。但有这么一个单位，灵感突发：做四个超大盘子，盘中装上若干小格，每小格装一样菜，这样看上去，确实只有“四菜”，但菜式却有十几种。你瞧，官场对吃的执着与义无反顾，你不服是不行的。君可曾看到，对于沧州审计员喝酒死亡，审计组与被审计单位似乎见惯不怪，照常按计划“烟花三月下扬州”，奔赴那美丽的瘦西湖而去。他们对吃喝至死的冷漠程度，你不目瞪口呆也不行！ 官场吃喝陋习不死，更多的“审计员”们可得学会保重自己啊！ (椿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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