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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安徽巢湖四名学生被错误羁押3个月遭刑讯逼供 一样是刑讯逼供，一样是受尽折磨，一样是直到真凶被抓才重获自由：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办案时，错误拘捕张虎、张峰、焦华、王浩4名青少年学生，他们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才16岁———还是未成年人，4人受尽刑讯逼供的折磨，被关押3个多月。 在长达100天的牢狱生活中，4名原本清纯的学生遭遇了“车轮战”等闻所未闻的折磨：侦查人员轮番进行审讯，不让你有片刻休息，哪怕是合眼的机会；有的人还被罚站、罚跪十几个小时，或是双手整天都被铐在墙上。经过最长达五六天的煎熬，4人最终精神崩溃，被迫作出违心的供述。“经安徽省公安厅派出的专门调查组调查发现，对4人的很多次讯问笔录没有起止时间、没有讯问地点、没有讯问人、没有记录人。” 刑讯逼供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在某门户网站对该新闻的网友评论中，支持率最高的是一条很简单的跟帖：“没死在里面就不错了”。如果死在里头，会是怎么样？在浙江省温岭市，一位公民被巡逻民警带至派出所“盘问”，“双手铐在不锈钢窗栅上，两脚戴上脚镣，头戴上摩托车头盔，21个小时的折磨之后，被盘问人肝脓肿引发急性心肺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这4位青少年尽管在里头“生不如死”，但好歹活着出来了；不过，如果真凶没有抓住，四个人统统被判处死刑不是不可能。 公民的人身权利，在宏观层面已经有了宪法的保障，但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司法保障依然薄弱。“刑讯逼供”就是神人共愤的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因为它来自司法机关，动用的是司法资源和执法工具，本来是用作守卫社会公平公正底线的公器，却制造了最可怖的人身戕害与社会不公。 从根源上看，种种刑讯逼供其实都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因，并不见得办案人员个个都乐意为之；办案人员不一定谋求“立功”，但肯定要希求“免责”：案子办不了，会有强大的制度性责任压力；至于案子弄错了，被“翻案”的概率则很小，所以宁可弄错也把案子给“办”了。 刑讯逼供办错案，甚至弄死人，这样的情况全国究竟还有多少，公众不得而知。这里不妨作一个大胆的假设，用刑讯逼供的办法来调查全国用刑讯逼供办成的案子有多少，假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那种种残酷手段对付那些办案人员，估计十有八九都得承认自己使用了“刑讯逼供”。 当然，这是一个悖论假设，笔者只是想通过这样的假设使办案人员换位思考一下，设身处地想想。我的正经想法是：建议监督部门进行一次针对刑讯逼供的全国普查，不妨从重案犯那里开始查询，耐心地一个个询问过去，以此普查结果为构建防范性制度提供决策依据，而不是简简单单想当然地弄什么“命案必破”。这必然有利于我们建设现代文明法治。 当代世界的法治文明早已告诉我们：“无罪推定”是天条；宁可漏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天网恢恢，宁漏勿错。只要刑讯逼供在中国大地存在一天，我们距离现代法治文明就还很远。（柳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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