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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重庆１月８日电（记者黄豁）前不久，重庆公安机关远赴广东、福建、上海、北京等９省市，为在当地打工的重庆籍农民工上门服务，办理第二代身份证。不少喜出望外的农民工，拉着远道而来的民警热泪盈眶，有的主动将自家小卖部腾出来作为办证场地。服务群众是公安机关应尽的职责，但重庆警方的举动为何却让农民工感动落泪呢？ 用农民工们自己的话说，是没想到公安机关会不远千里上门服务，而且是专门为农民工服务。这样的感动让人心酸，也让人深思——农民工的“没想到”折射出他们长期被忽视、难以享受公共服务的现实；有关部门仅仅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多为他们考虑一些，多提供一点服务，就让农民工感动得落泪。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青春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但却难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有时连基本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近年来，国家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办法，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与中央的要求存在不小差距。比如，北方某市提出的打击“恶意讨薪”，南方某市提出的“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进入”，都暴露出对农民工的冷漠与排斥，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批评。重庆外出务工人员有３２０多万人，每１０个重庆人中就有１个在外省市务工。由于常年在外，为了换领第二代身份证，不少农民工不得不往返奔波于家乡和工作地之间，不仅耗费了时间，增加了费用支出，甚至还可能失去工作。有关部门测算，一位农民工从东部回重庆拍摄二代身份证图像，往返一趟至少花费１０００元左右，而不少农民工每月收入仅７００元－８００元。截至目前，重庆警方已上门为１０万农民工采集了二代身份证图像，相当于为农民工节省了１亿元支出。 长期以来，城市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加强管理强调得多，主动服务强调得少。如果各地各有关部门都能像重庆警方这样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多设身处地为农民工考虑，将自己的工作拓展一点，尽管只是工作上的一小步，也许就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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