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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2 时评：广场政治，一场政治仪式意义上的改革 这是一场政治仪式意义上的改革，新的会场格局强化了人大的神圣性。端坐于上的人大常委们，毫无疑问地象征着人大作为政府机构权力来源的至尊地位，坐在台下的政府官员由其授权，对其负责，受其制约和质责。而过去，在这种会议中，人大和政府官员在主席台上围成一团，仪式显得十分随意，缺乏足够充分的宪政合理性。合乎法理意义的政治仪式将为人大带来尊严，增强人大代表的制度信心，就像配上法袍和法槌的法官可强化法律的严正。 仪式的变革必然带来实际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那种详细罗列成绩的工作报告，当场就遭人质疑，致使通常在人们眼中代表了强大行政权力的副市长，不得不当场承认工作没做到位。其他诸如非法土地买卖等被视为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种种腐败现象，也在会场上被公开提出并记录下来。这些都是深深根源于制度本身的问题，如何解决非一人可成，亦非一日可达之功，但是公开往往意味着集思广益，就更能形成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的步伐，虽然会造成短期性的压力，但是总比遮遮掩掩形成积弊要强得多。更为重要的是，人大作为立法机构和公共决策机构，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言论“竞技场”，“广场政治”不仅将使真理越辩越明，有助于科学和清晰的决策思维的形成，而且还会扩大官员忍受批评的容量，使政府更能以其善意来接受公共批评，矫正行政作为，人民则将在此之中沉淀出一种明确的认识——一个接受批评的政府更可爱，更亲民，也更应该去拥护。如此，更加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官民和谐局面就能比较理想地奠定下来。 永远不要忽视政治仪式的积极意义，在18世纪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蜗居于国会大厦的地下室，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是压在“猪仔议员”的屁股之下，这对司法权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羞辱。地位的寒碜，带来法官荣誉感的丧失，以至于曾经有人断然拒绝受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其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甚至在给总统的信中抱怨说，“在一种有着巨大缺陷的制度下，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缺乏必不可少的活力、分量和尊严。”时过境迁，当人们看到大法官们现在享有的无上荣耀时，又有几个能想到他们的先辈曾经忍受过那样的屈辱呢？ 几年前，《南风窗》知名时政记者章敬平的一部《浙江发生了什么》，使温州的基层民主发育名遍天下。温州乐清市人大的这场改革，再一次明确了人大居上政府居下的宪政格局，无疑具有时代性的意义，尽管乐清市人大显得十分小心，但这一切都只是开头，也是改革必需的谨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许许多多令人兴奋的进步。也许，再过若干年，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因此而饱受批评的官员，将以会心的微笑来看待这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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