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11-12 公民越来越多地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在中国渐渐成为一道风景。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还是有关摩托车的一纸禁令，都会在社会生活中引起广泛讨论，并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公民议政的时代内涵及其对政府有着怎样的理解。 我们注意到，尽管郑州市民对“禁摩”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禁摩”令的突如其来心存疑义，它表明公众已经越来越看重每一项公共政策出台的程序正义。 与时俱进、规范管理是政府部门应做的功课。但是，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关系到市民生活的系统工程，不仅有未来可期的前景，也有正在存留的问题。如果承认公正是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最好的名片，那么，就应该充分考虑一项政策出台的各种结果，尤其是对当地民生状况的影响。 尽管政府部门被赋予了调整社会生活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搞“政策突袭”，或者不顾当地民生状况，直接抛出一揽子方案，以求“完美解决”，为社会生活增加不必要的困难与挫折。具体到郑州“禁摩”这件事情上，显然，当地政府部门应该给当地民众多一点的消化时间。 是为政府部门方便，还是为民众方便？近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人们谈得越来越多的就是如何建设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高效是对政府自身行为的自律，它建立在方便民众生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方便政府的基础之上。 从理论上说，只有政府越来越不怕麻烦，越来越尊重社会生活的千差万别，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才可能做得更好。这也是为什么那种“一刀切”式的懒政，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麻烦不断、冲突不断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高效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在出台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可以在民主程序上删枝去叶，只顾自己方便，尤其是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更应该考虑到困难群体的消化时间。 所谓“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脱于国家政治与公共生活之外。各级政府已经越来越注重从程序上使民众能够有序参与社会政治的讨论与公共问题的决策。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民意的积极介入，政府决策即使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强制执行，也因为遭遇民众的“日常抵抗”在价值和效用上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有悖于制订政策的初衷。 正因为此，近日有关节假日调整方案的讨论才如此引人注目。当有专家在草案尚未颁布时，便武断地认为相关修改方案“已成定局”，立即引起诸多批评，被视为藐视民意。 权力即责任，法治即信用。同样，当有用户在抱怨自己的摩托车在刚做完年检交完费用后“说禁就禁了”，责问“政府是不是不守信用”时，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政策突袭”不仅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日常管理中的短板，同样也使其“政府信用”面临考验，而建立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显然任重道远。
法治动态检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