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4-16 80后厅官广遭质疑源自制度性焦虑 李勇 姜尚八十遇文王，甘罗十二为宰相。这两个在中国民间流传数千年的故事，很能说明传统中国社会中，公众对待仕途显达的早晚抱以很平常的态度。大千世界中，一个人的显达与否与早晚，原因复杂，难以简单地做某种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但最近山东一位“80后”的青年人成为副厅级干部，立刻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28岁做副厅，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并非希奇的事情，这个年龄恰好是中共一大召开时全部与会代表的平均年龄，战争时期，二十出头就自领一军的青年将领并不少见。难道是公众失去了平常心么？ 非也！公众就此事的热议，焦点并非是28岁能否做到副厅级干部，而是把目光投向这位普通年轻人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尽管后来这位年轻干部一再声明自己的父母很普通，但仍然没有平息公众的种种猜测。公众的这种想当然，无疑是有着现实基础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能看到一些干部提拔中，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起到相当的作用。但这种作用表面上看不出来，表面上看到的总是大同小异的组织考察、群众测评、任前公示。这一切似乎也算一种程序，但这样的程序弹性太大，一个机构或一两个人都能左右。而坊间所流传的，总是被提拔者背后或明或暗的社会关系。即使一个人完全因德才兼备加机缘巧合，年纪轻轻就居高位，也免不了公众因为社会经验引发猜测和联想。 干部提拔的程序如要让公众信服，必须是刚性的，如此程序才有公正的基础。 古今中外，政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现象屡见不鲜。清代的翁同和，父亲做过内阁大学士，长兄做过巡抚。张之洞父亲是知府，堂兄张之万状元及第，官至总督、军机大臣。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和日本的河野家族都是有名政治豪门。这样的世家子弟，进入政界后，其人脉的优势，远非贫寒子弟所能比。但翁同和父子俩都成大学士，美国一位18岁的少年当选为市长很少受到诟病，反而当成佳话传播。因为无论科举还是选举，且不说这样的制度是否合理，但其程序至少是刚性而公正的。翁同和仕途初期，其父亲的社会关系对他作用很大，同样，张之洞也得益于其堂兄，但翁同和本人是进士第一名的状元，张之洞是进士第三名的探花，如果他们没有获得科举上相应的资格，父兄的官职再高也没有用。同样那位18岁的美国少年，无论其怎样满脸稚气，可是一票票选出来的，公众没必要就此置喙。 当然，今天再看中国古代的科举，不无僵化之嫌，但因为有秀才、举人、进士这三道关隘在，尽管少年科场得意的人未必一定有行政才能，被选出来的少年也可能是公众集体犯下的一个错误，但因为程序刚性而公开，公众对这种程序下产生的政界奇迹，有充分的心理预期和承受力。在此前提下，家族、社会关系的优势是可以被公众接受的，因为世上不可能凡事都平等。 最高法院前任院长肖扬曾说过，公正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如此，干部制度的公正也应当如此。要使干部制度的公正能被公众看得见并信服，那么它首先应该有刚性的规则，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如此，无论甘罗还是姜尚，不但都能被公众接受，而且也会成为政界佳话。
法治动态检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