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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9 公安民警成为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手握的“全能型利器”。这种饮鸩止渴式的“行政高效”不仅损害政府的公信力，造成长远的社会成本和政治资源损耗，而且把公安民警推到风口浪尖 李勇 “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在7月3日贵州省委召开的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省委书记石宗源说出这番尖锐严厉的言辞。笔者以为这番话不仅道出了瓮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对全国改善警民关系亦是及时的警醒。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任何人不能否认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广大民警为之做出的重要贡献，没有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和法治秩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只可能是无源之水。但是，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警民关系紧张、警察在公众中形象不太理想已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几十年前电影《今日我休息》中的马天民曾是群众心中民警的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形象，可是今天尽管公安民警中涌现出了任长霞、蒋晓娟等一大批优秀的民警，但这些民警的正面典型似乎不足以抵消一些有关警察的负面新闻所带来的冲击。原因何在，难道是我们的公安机关对民警队伍的建设的重视成果程度不如以前？或者民警的整体素质不如以前？ 我以为这些都不是原因，警民关系较几十年前紧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转型的加快，而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不能审时度势，正确谨慎地使用警力。在马天民那个时代，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体制，对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几乎是全方位的，在这种体制下公安机关的任务相对单纯，民警和群众少有发生冲突的社会基础。而随着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对社会的经济、文化以及公民的生活进行全面控制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众多的个人和群体参与了利益博弈，那么产生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对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应当尽量用市场的手段，通过法治的途径去解决。可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或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追求短期的“行政效率”，他们乐于“大刀阔斧”而导致简单粗暴。在其掌握的执法力量中，公安民警是最具备强制力量的，因此如土地拆迁、征收税款、计划生育、市容整治，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和法治手段解决的问题，动辄出动公安民警，公安民警成为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手握的“全能型利器”。这种饮鸩止渴式的“行政高效”不仅损害政府的公信力，造成长远的社会成本和政治资源损耗，而且把公安民警推到风口浪尖，警察和人民群众都是这种简单粗暴行政方式的受害者。 尽管人民警察法对公安民警从事警务活动的范围有明确的规定，公安部也三令五申要求禁止出动警力参与非警务活动，但由于我国现在的警察管理体制和干部使用制度，非警务活动出动警力仍在许多地方存在，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如果这种现象不得到根本解决，警民关系必然会导致恶性循环，一些非警务活动中警察的具体行为，让群众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到警察头上，得不到群众理解的警察也会心有怨怒，二者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要解决这一问题，从长远来看，应当从包括警察管理体制干部使用制度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来实现；但时不我待，长期目标不能一蹴而就，笔者认为短期可行的措施，应当是将非警务活动出动警力纳入对党政机关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问责制之中，人大、纪委应当就非警务活动出动警力进行广泛的监督。 各级党政领导一直都在讲要爱护关心我们的民警特别是基层民警，而慎用警力就是对民警的最大的爱护。诚如石宗源在瓮安事件汇报会上所言：“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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