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钓鱼”的危害远大于“黑车”

“执法钓鱼”的危害远大于“黑车”

　　上海私家车主张先生遇到桩好心没好报的事。8日他开车时，一男子要求捎一段，他拒绝了，但男子央求称胃痛等不到出租车。于是张心一软就答应了，车上男子提出给他十元钱，张说不要。当张按其要求停车时，男子迅速拔走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原来这是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查“黑车”，张先生因“非法出租营运”被罚款1万元。(9月16日《新京报》)
 

　　张先生认为自己被“执法钓鱼”，但有关官员否认这种说法，称没有雇社会人士诱骗车辆，但有“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

　　从报道中看，执法程序不妥之处很多：没有依法出示执法证件，扣走车上与执法无关的个人电脑，要挟当事人放弃申辩的权利……但除此之外，需要探讨的是：正当的“执法取证”和所谓“执法钓鱼”的边界在哪里？

　　“黑车”扰乱了正常的营运秩序，由于证据较难固定，处罚难度较大。一般由执法人员扮演乘客乘坐，用电子设备记录证据，在交易之后，“人赃并获”。这就是所谓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它也备受争议———“诱惑取证”的目的是取得那些有违法意图、违法行为者的违法证据，而不是引诱、教唆那些没有违法意图的人去违法；否则就违背了执法的正义初衷，沦为“执法钓鱼”、“放倒钩”，或者叫执法圈套。

　　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比如，一名便衣警察对某女子说：“给你100美元，陪我过夜。”她不同意；警察增加到500元，她还是不同意；警察再次加价到1000美元，她才勉强表示同意。这就是执法圈套———该妇女的卖淫意图是在警察高额金钱引诱下萌发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从本案看，就算张先生是“非法营运”，但最先他并不想违法，而是在男子自称胃痛打不到车的“引诱”之下，才开始“违法”的。

　　从法治国家的经验看，诱惑取证应受到严格限制，它绝不能由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操作，因为他们往往对“执法”有利益诉求，倾向于“引诱”当事人。而这种“执法钓鱼”撕裂了社会成员间朴素的情感，败坏了公德，今后那些真的生病、临产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帮助。它更会引发严重的冲突，比如，去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2008年3月9日《东方早报》)。以前上海还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

　　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执法钓鱼”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实在是害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