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多钱学森式的爱国者

中国需要更多钱学森式的爱国者

　　钱学森遗体火化那天,前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号厅为老人送别的人群摩肩接踵,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士兵、学生、老师、机关干部……他们的年龄横跨几代——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正值壮年的青年人,还有稚气未脱的少年。 

　　钱学森,为什么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怀念?

　　赶来参加送别仪式的李女士并不讳 言自己对科技的陌生,她说:“我只是个普通的文员，说不清楚钱老研究的学问,但我明白,中国的强大需要多出几个钱学森!”

　　追忆钱学森的往事,我们发现,虽然他的专业艰深难懂,但他的精神却是众人服膺的。人们对于钱学森的爱戴和怀念,不仅仅是对他历史功绩的赞颂和肯定,更是一种呼唤——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多钱学森式的爱国者!

　　上升到对国家、民族责任心的高度

　　人们都知道钱学森平易近人,性情儒雅,但在中国科大张培强教授来看,这位老师也有点“可怕”:“当年,有一次作业点评,当谈到一位同学将第一宇宙速度的单位由‘公里/秒’错写成‘米/秒’时,钱老特别生气。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钱老那么生气过。”

　　张培强回忆说,当时钱老将这个错误上升到对国家、民族责任心的高度。“他说,你们是搞航天的,要记住‘下笔千钧’!”钱学森的严谨,在学生心里扎下了根。

　　严谨者易失之于瞻前顾后,创新者往往难于专注细节。但是钱学森却将两者完美地统一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锡城说,钱学森一生提出许多创新超前的思想。“1993年钱老提出,巨型机的将来在于处理一万个处理器的处理机。16年后的今天,银河巨型机的处理器刚刚达到一万个,算法仍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说,上世纪50年代《工程控制论》再版时,钱学森亲自撰写了11页的序。“在那篇序中,他对20世纪工程控制论的发展进行了概括,展望了21世纪的发展前景。今天看来,他的思想仍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钱学森的严谨深深感染着身边的人,他不断进取的锐意创新也指导着科研工作不断向前进。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程上,我们既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扎扎实实地工作,也要开拓思路不断创新,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

　　事事以国为重处处以人民为先

　　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上,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像钱学森那样淡泊名利、廉洁自律,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永远保持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钱学森,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

　　在人们的心中,钱学森是一位可以“通天”的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培康说:“有时觉得钱老能‘呼风唤雨’,曾让中国科学院这么多研究所投入到航天研究中,有时甚至并入航天科研机构。”然而,钱学森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求任何私利。钱学森的几位直系亲属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他的住房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房子;他几次请辞领导岗位,从院长当到副院长,官越做越小;他把何梁何利大奖等几笔奖金都捐给了中国科技事业……在科研管理者和组织者的岗位上,钱学森考虑的总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汝为回忆说,1991年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之后,国防科工委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学习钱学森的高潮。但钱学森却主动要求把所有的宣传工作都停了下来。钱学森说:“这件事涉及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得十分谨慎。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

　　虽然从事技术工作,钱学森从未忘记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一言一行把爱国主义的精神传播开去

　　在钱学森离去的这段日子里,儿子钱永刚一直在思索,是什么样的精神串起父亲一生的传奇。“我想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八个字:志在强国,心在富民。”钱永刚对记者说。

　　志在强国,才让他为人所不敢为,鼓舞起“外国人能做,中国人也行”的志气,为“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心在富民,才让他不断创新,用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草产业理论指导了西部大开发的科学行进。

　　是这样浓厚的爱国之情,让钱学森破除门户之见。

　　中科院院士俞鸿儒是钱学森的学生,他说:“钱老凡事都始终站在国家的层面考虑问题,没有私心,只要是为国家好的事,他就去做。他虽然是力学所所长,但行事毫无偏私。他在全国办了很多力学班,他的观点是: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安排谁干。”

　　是这样浓厚的爱国之情,让钱学森不拘一格量才而用。

　　王永志院士记得这样一件事。“1964年6月,我参加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第二次飞行试验任务。当时弹道组计算火箭的射程后发现射程不够,大家都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助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我结合当时炎热的天气对推进剂密度的影响,经过周密分析计算,提出了一个‘减法’解决方案,把燃料泄出一些。在场的专家们都觉得这个方案不可行,违背常理。我不甘心,鼓起勇气直接找钱老汇报,钱老耐心地听完了我的想法后,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过来,说:‘这个年轻人的想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按他那个意见办吧。’结果,试验成功了。”

　　史海钩沉,于字里行间重温钱学森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不断创新的活力、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虚怀若谷的品格、他艰苦朴素的作风,这一切都源自他的爱国情怀。正如钱学森所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今天的中国,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需要更多像钱学森那样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之上的人,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