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深度剖析南平校园惨案如何不重演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深度剖析南平校园惨案如何不重演 

　　3月23日7点24分，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起凶杀案，犯罪嫌疑人郑民生挥刀刺向聚集在校门外等待学校开门的学生们，在短短的55秒内，先后有13个学生倒在血泊中，其中8人死亡，5人重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南平市实验小学也已基本恢复教学。校门口的血迹也已洗刷干净，但伤痛还未抚平，血腥的55秒注定成为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黑色记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惨案当成个案，当成一起无法预知的飞来横祸。

    3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做客正义网，对惨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剖析。

    55秒惨案是可防的

    记者:我们先从这个事件本身说起。我们注意到在短短55秒内发生8死5重伤的惨案，您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可能避免惨案发生或者减少伤亡吗?

    王大伟:有可能避免或者减少伤亡。公安机关一般把案件分为可防案件和不可防案件，对此我持有异议，我认为所有案件都可防，就像所有疾病都可防一样。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原因难防、条件可防。有媒体爆出犯罪嫌疑人郑民生事业、恋爱屡遭挫折，家境也很贫寒，这都可能是他的犯罪动机，是我们防不了的，但是他实施犯罪的条件是可防的，如果没有这么多孩子聚集在校门口，如果学生接受过安全教育、逃生训练，如果学校配备了两名训练有素的保安在门口值勤……

    记者:我们在报道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最后一个受害的学生是自己撞到犯罪嫌疑人身上的。

    王大伟:我曾经编过这样一个童谣: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角，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现在，我们孩子是两个不会，一个是不会骗，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读博士的时候曾经对5800个孩子作过调查，这5800个孩子都说坏蛋不能骗，我问为什么不能骗，他们说老师说了骗人不对;另一个是不会跑，缺乏训练的孩子遇到这种突发事件都会吓傻了，根本不会跑。这起案件折射出这些孩子的防范意识几乎等于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几乎为零。我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为什么学校没有对安全教育给予高度重视?

    记者:网上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学校应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其不早点开门。他们称，有些学校为了减少负责任的时间，开门时间定得很晚。一道铁门能否划定学校的责任边界?

    王大伟:学校不开门和惨案的发生不是因果关系，网上的这种声音有偏颇，但是学校不开门，却是孩子被害的条件之一。现在有些校长最怕的是学校有责任，我在对一些地方的校长进行安全培训的时候，常有校长对我说，“王老师你教的都是如何防范，我们最想听的是学校在发生安全事故之后如何把责任分清，别让家长赖在学校这一方。”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一道铁门怎么能划清学校的责任呢?

    安全教育存在瓶颈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受害学生中最小的六七岁，对那么小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是不是有些早，能有效果么?

    王大伟:孩子在三岁的时候，家长就应该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安全教育了，只是很少有家长们做这样的“功课”，因为他们对安全教育的认识普遍存在误区。我举个例子，有一位女大学生给孩子们进行安全教育，她摸着一个小女孩的头说，“姐姐告诉你一句话要记牢，小裤衩小背心不许别人摸。”小女孩的妈妈当时就急了:“你教我女儿这个干什么，多不吉利多恶心!”我每次出去讲课都能遇到这样的家长。

    记者:如果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可以保障安全教育的普及?

    王大伟:我们是有法可依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相关的条款，比如要对孩子进行自救的教育培训，还有任何中小学幼儿园都要有应对突发事件预案的规定。但是这些有没有落到实处呢?

    记者:目前学校开展安全教育的情况怎么样呢?

    王大伟:我还是想举个例子，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某市邀请我去做安全教育的讲座，组织者向中小学免费发放了两万张票，凭票还可以领到两瓶矿泉水与一张身份识别卡。即便如此，到场的也不过57人，大部分学校领到票就扔了，因为安全教育跟升学没关系。

    记者:在现有体制下，安全教育的瓶颈是什么?

    王大伟:一是对于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没有一个很好平台，我国普法十年可谓成绩辉煌，可是安全教育的普及呢?目前还要借助普法的平台，比如对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要在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过程中落实。另一方面，目前各地学校使用的教材版本繁多，由于出版商良莠不齐，质量无法保证，我建议教育部或省级教育厅组织专家统一编撰出版。

    记者:迄今为止，王教授已经出版了28本有关安全教育的图书，录制了七套光盘，销量如何?

    王大伟:销量一般，但是汶川地震之后热卖了一阵。我曾在英国艾克塞特大学警察学研究中心学习，学成之后我把国外先进的安全教育理念带回中国，为此投入了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但不被身边人所理解。有人说我是不务正业，他们说警察做这些干什么?还有人认为我是博士、是“海归”，整天琢磨顺口溜(童谣)太掉价了，更有人认为我虽然做了这么多有关安全教育的课题，但都不能算做科研成果，而我始终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最大的科研，人民群众的安全就是最大的科研。

    重视安全教育关键时刻挽救的是生命

    记者:如果我们的学校都能做好预案，当面对突发事件时就不会这么被动，损失也会降到最小?

    王大伟:现在很多学校并不是没有预案。我去过很多学校，校长会拿出一摞安全预案给我看，这些预案印刷装订得都很漂亮，里面的条款也写得很全面详尽。但是我要说这个预案虽然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用处不大。

    记者:为什么用处不大?

    王大伟:学校的预案存在误区，首先，学校预案不应是事后反应而是事先防控，可是我们现在所有中小学预案，很少有事前的预案，都是事后的反应;第二个误区，预案绝不是印好的一摞文件，那是毫无用处的，预案必须放在每个学生的心里;第三个误区，自救自护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技能。技能具有操作性，比如，我们教给孩子遇到突发事件拔腿就跑，遇到火灾弯着腰跑、捂着嘴跑，等等，这都是技能。学校重视安全教育，关键时刻挽救的是生命，比如四川桑枣中学的校长叶志平平时就注重在学校里进行安全疏散教育，在汶川大地震中，周围的学校都是房倒屋塌，学生死伤惨重，但桑枣中学没有一个学生受伤，家长称他是“活菩萨”。

    记者:能否把格斗式的防身术纳入到安全教育中?

    吴启迪:我了解到，这起恶性案件发生后，很多学校更加重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这是很有必要的，必须持之以恒，不能松懈。但是教孩子们擒拿格斗等防身术究竟有没有必要?我个人不大赞同这么做。首先，那么小的孩子即使学了一些功夫，也对付不了成年人。特别是这起案件中，凶手持有尖刀。其次，孩子们的心智发育尚不健全，很容易把功夫用错地方，如果孩子们之间发生打斗，这将是十分危险的。保护年幼的孩子，是成年人的责任，是学校的责任，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整个社会有责任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譬如在有条件的地方“警务进校园”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警务进校园保障学生安全

    记者:有网友指出，目前“警务进校园”好像实施得并不好。

    吴启迪: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编制问题，与公安部门的配合，等等。另外，我国中小学校数量庞大，各地的实际情况又不一样，所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这项制度会有困难。尽管如此，我认为学校还是应该把加强安全保卫措施摆在重要位置，使孩子的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这起恶性案件在进入司法程序后进展快速，取证也很顺利，被害人及时地得到了法律的救助。

    吴启迪:校门口安装的摄像头起到了作用，监控设备的录像便于公安机关取证，尽早侦破案件。但从全国来看，目前恐怕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装了摄像头，通过这次事件的经验与教训，这一做法应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敬畏生命的教育不能缺失

    记者:郑民生曾是一位肩负救死扶伤使命的医生，为泄私愤的他竟将刀残忍地挥向无辜的孩子，这一事件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

    吴启迪:目前，社会处于跳跃式的快速发展期，人们的思想经历着起伏与动荡，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发生了道德沦丧的问题。在有些人的心里，没有什么是值得敬畏的，包括生命在内。这些道德沦丧的人，就像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杀伤力很大。如何尽量减少一些这样的人，全社会都要努力，而教育承担着最重要的责任。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该放松思想道德教育，从小开始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他们懂得生命的价值，对生命心怀敬畏和感恩。经历过长时间的教育，长大成人之后的他们，遇到何种挫折、面对怎样的打击，都不会那么轻易地迷失自我、扭曲人性。

    记者:现在的社会环境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很大。

    吴启迪:是的，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游戏充斥着暴力，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同时，目前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越来越偏离教育的根本——让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我们要反思，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形成健全的性格、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爱憎分明，那么待他成人后，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不良分子，不稳定因素，他不仅危害自己，危害家庭，也危害社会。当然，德育教育是长期的、尊重时代规律的，当下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心理救助适可而止

    记者:这起恶性案件发生以后，在ICU病房里对伤者展开救治的同时，对该校的学生也在展开心理救助，对此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王大伟:在国外，当孩子受到侵害会有专门的救助机构对其进行三个方面的救助:生理救助、法律救助和心理救助。而在我国，目前尚无完备的被害人救助体系，特别是心理救助，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才被人们所知道。因为不了解，就有可能把它神化、误解为心理救助是万能的。我的建议是，心理救助是必要的，但一要适可而止，二要因人而异。另外，我认为有些媒体披露这起案件中受害人的姓名、班级等个人信息，以及使用大量未加马赛克的未成年人照片的做法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