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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忏悔则无真相，无进步则无宽恕 如果说总能遇到一些悲惨的巧合，那是因为它们都发轫于同样的罪恶。从佘祥林案，到聂树斌案，再到赵作海案，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悲剧的生成链条中，其实都有着相似的命案办案过程中可怕的“魔鬼细节”——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下，用审讯和诱供，让嫌疑人自证其罪；在没有使用DNA鉴定的前提下，就草率定论被杀者的身份；而在这两者的背后，或多或少地有着“命案必破”的指标与指示影子。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之于赵作海案，第一个应该被送上审判台的，无疑是造成冤案的办案人。但遗憾的是，和佘祥林案差不多，官方表示，事情发生了十多年，当时的办案人均已不在岗。我不知道这是警方对刑讯逼供的“王顾左右而言他”，还是时间开的残酷玩笑。无论如何，赵作海案有无刑讯逼供必须要厘清和追究，而制度也必须要以一种改进性的姿势，“确保”有人对人为的刑讯逼供负责——因为不是每一个蒙冤的人都会像佘祥林、赵作海一样幸运。 如果说有一种悲情在悲剧之上，那就是悲剧的重复。刑讯逼供、整体性错案追责制度的缺失……伴随着赵作海案件的日益清晰，我们也许还能找到更多酿就了漫长冤狱的相似因素。没有真正的忏悔，就永远不会收获错案最深刻的真相；没有重复错案倒逼出的法制进步，无论多么圆满的处理也是难以被宽恕的。（中安在线） 如何让更多的“赵作海”得到昭雪？ 法院讲的是“把握政策”，而不是“严格遵照法定程序”，“疑罪从无”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坚持。但是，从现实司法环境来看，在缺乏充分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在当时的法官们的执法水平条件下，在犯罪嫌疑人处于绝对弱势的境地下，法院为了给急于破案的公安、急于立功的检察等机关一个交代，乃至为了给那些因为激愤而认定嫌疑人为杀人者的群众一个安抚，而放弃“疑罪从无”等原则和程序，给一些存在明显证据瑕疵的嫌疑人定罪判刑，这种现象是比较容易存在的。 所以，佘祥林、赵作海案的出现，是给我们的司法又一个重大的提醒。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对这两个已经暴露的具体的错案冤案纠错申冤，更重要的是，国家应该采取有组织的行动，对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的死刑等重大案件进行普遍复查，去主动发现潜在的“佘祥林”、“赵作海”。因为，我们应该承认，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司法水平是比较低的，法律程序也是不完善的，所以“佘祥林”、“赵作海”都可能不止一个。我们不能总是等待“死者复生”导致冤情暴露这样的奇迹，而应该主动地去承担起发现冤案错案并为之平反昭雪的责任。 诚然，这样做，是一项十分浩大而艰巨的工作，会给相关司法机关带来很多的麻烦，会涉及到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我们应该正视历史，正视现实，不能让任何冤案错案积压成历史的欠账。这是司法文明前进的一个基础，是国家尊重保护人权的一个进步，是一个必须解开并放下的包袱。否则，“佘祥林”、“赵作海”都不会是最后一个，它不仅影响着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也可能让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始终问心有愧。（新文化报） 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亟须建立辩冤昭雪新机制 赵作海案中，河南省高院撤销了在7年前作出的裁定。显然，制造错案的与纠正冤案的恰恰是同一个系统，甚至是同一个审判或检察委员会。这样的情势有助于理解辩冤昭雪的新机制何以没有机会尝试。缺少正常的权力制衡，现实对此做了注脚。刑讯逼供在未被发现之前都不叫刑讯逼供，犹如冤案在未被发现之前还可以称为铁案一样。 根据检察实务部门的人士透露，现在披露的刑事错案只占全部刑事错案很少的一部分。在命案必破、领导督办、限时破案的高压下，再加上破案率、起诉率与结案率与办案人员的奖惩挂钩，形成了一种很不适当的办案压力。一旦错案铸成并被揭发，回溯的问责会对原来的司法人员造成强烈冲击，这也让他们有动力联合起来，消极拖延错案的伸冤。聂树斌案就是明证。 聂树斌、佘祥林和赵作海等冤案受难者会被铭记，他们的冤屈个案能激发社会对司法运作弊端的了解，甚或提供改造的推力。可个人和生命为此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因而过于悲凉。假设辩冤昭雪的新机制迟迟不立，赵作海们只能是偶然伸冤。但愿个案不要令负有改造责任的人麻木才好。否则，个案不过是成全了碑林，却没有成就道路，则是大不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