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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千人下跪”在政府门前，市长连一面都不见，这太藐视民意，这种人当市长完全不合格；更何况，该市出现那样严重的侵害群众权益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引发“千人下跪”，做市长的也是难辞其咎。那么，上级机关对其严厉问责、责令其辞职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责令辞职的原因，听起来却令人费解——大连市委、市政府认为庄河市市长孙明对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应负主要责任。“处置不当”指的应该是没有正确处理群众上访；而“恶劣影响”指的一定是媒体曝光和“引发网络上议论”了？如果这件事不曾被“热炒”成舆论事件，也就无所谓“恶劣影响”了，是不是市长的责任就小得多了呢？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玩味的。 现在，上级对下级组织和官员的要求以及各种问责规定里，“造成恶劣影响”出现的频率很高；也正因如此，地方和基层官员对“恶劣影响”的问题极度敏感和惶恐不安，因而在避免出现“恶劣影响”的问题上，往往比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下的工夫更大。于是，一些基层官员才不顾一切地截访、打压群众投诉，防记者、删帖、跨省抓捕网民等等“维稳”举措也是屡见不鲜。假如，当初庄河市能够把这一事件打压在萌芽状态，以种种莫须有的名义拦截上访群众于路途，甚至采取我们已经见怪不怪的极端手段恫吓压制；假如当地动用一切“公关”能量封媒体的嘴，狂删网络的帖子，“恶劣影响”或许不会发生，或降至更低程度，市长的责任会不会就减轻了许多呢？ 最重视的不是问题的产生与矛盾的多少，而是有无“恶劣影响”，这是目前地方官员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的思维方式或原则。病态原则下，一方面是群众信奉“闹大了才有人管”；另一方面是官员们坚信只要“捂得住”就没事。如此博弈之后，矛盾越积越深、愈演愈烈也就不奇怪了，奇怪的是地方总是乐此不疲地将“造成恶劣影响”当成问责的一大“要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