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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不久前，曾任安徽阜阳颍州区副区长的曹颍章被判刑11年。原来，曹颍章在两起强拆事件中，犯有“滥用职权罪”，造成两家财产损失，并导致一名市民服毒自杀成为植物人。而且，他还收受开发商贿赂。这起事件被认为是暴力拆迁事件官员被问罪的“开先河”之举。 人们鲜少看到制造拆迁悲剧的官员受到刑责问罪。那么，这起官员暴力拆迁获刑事件，能否作为一个司法标本，产生正义引领价值呢？ 对此，我并不乐观。曹颍章因暴力强拆获刑，原因不是当地司法力量的一次强势出击。他的落马，说到底，还是来自权力干预。 近年来，安徽阜阳是国内的“负面新闻”集中爆发地之一，这给主政阜阳的官员带来一种祛除“污名化”的行政压力。2007年，宋卫平任阜阳市委书记之后，重塑阜阳形象就是当地重要课题。报道说，当宋卫平获知“强拆逼死人”消息后，颇觉紧张，立即批示，“由市纪委和市建委派员对拆迁过程的合法性进行调查”。这意味着，并不是法律主动自觉地对这起拆迁事件进行调查，而是更高层级的权力考虑到舆论压力，自上而下驱动了相关法律机器。这种权力干预也反证了法律在暴力拆迁面前，依然处于消极作为甚至不作为的状态。 可以说，在这种地方利益与形象最大化的管理思维之下，在一些地方权力高高在上、法律常常虚置的现实生态之下，恐怕这个权力干预导致的“刑责暴力拆迁官员”事件，非但不能产生法律引领意义，反而还会更加固化人们“权力大于法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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