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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
工资为何变饭票?这是一个尴尬的现象,也是农民工群体权利弱势和利益无法表达困境的折射。在这则新闻中,笔者注意到两个细节,一是举报人曾多次向武汉市建管站和劳动监察大队反映过这个问题,而这两家职能部门却都表示,从未接到过这样的举报；二是工资变饭票在多个工地存在,但是,不少负责人不愿意承认。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工人来说,每月领到的现金越少,被拖欠的工资就越多,到年底拿不到全额工资的风险就越大。在武汉市,就不止一次发生过工人工资年底无法兑现的事情。”对此,我们该如何认识呢?笔者以为,这是利益表达权旁落后的社会风险显现。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各利益表达主体表达自己利益要求提供了一个畅通有效的渠道,使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不同方式发表见解,通过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就能增进彼此间的互相理解,消除隔阂,防患于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避免各利益表达主体在利益无法表达或表达不充分,超越政治规范的允许范围,以种种非规范行为,甚至包括破坏生产力的激烈方式向政府发送利益要求信息,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换言之,利益表达机制在社会稳定中起着“安全阀”的作用。但是,在工资变饭票之下,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利益表达机制的存在,相反,看到了管理者的冷漠,看到了管理者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集聚的无动于衷。难道只有到了年底工人们“跳楼”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 而从笔者所列的细节中,可以发现,农民工的利益表达至少存在三种困境,一是无法表达,二是无处表达,三是无效表达。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往往受到漠视、拖延,或者被权力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甚至不予理睬,农民工的表达多,得到的回应少,许多正当的利益表达得不到有效反馈,这是近年来许多社会风险隐患集聚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以说,在工资变饭票的背后,隐藏着农民工利益表达受诸多限制的事实。一是利益表达渠道单一,但在潜规则下,很容易使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堵塞或传达失真；二是缺乏社会化的信息披露渠道,农民工远离社会政治中心,社会化程度低,一旦利益受到损害,不容易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三是农民工通过法律表达成本太高,使他们利益即使受到侵害也不愿表达。这些因素是“工资变饭票”在武汉多个工地出现的诱因所在。 更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利益表达困境得不到重视和纠正,有可能导致利益表达主体采取某种非制度化的,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表达方式来进行表达,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利益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来说,他们更倾向于用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 正因为如此,“工资变饭票”背后的利益表达困境必须得到重视,必须给农民工利益表达权以充分的尊重,否则,等待社会的就有可能是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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