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察日报 民间公民的“扒粪”行动总是以英雄壮举的色彩出现，方舟子是最新的一例。 一个人的境遇缘何牵动公共舆论的神经呢?这大概与方舟子职业打假的身份有关，更与民间打假者遭遇的制度困境相关。在正常的法治社会，对各类作假者进行查处，原本是公权力部门的职责，虽然也强调公民的举报与配合，但至少无须个体以性命相搏的。然而，正是现实中公权力部门的职能懈怠，不仅让作假成为一种“风气”而向各领域弥漫，而且对此类丑恶现象的检举揭发变得越来越困难，凤毛麟角的打假者更是受到多重威逼打击。 或许，方舟子遭遇袭击只是一起个案，有公安部门的及时调查，有公共舆论的广泛介入，最终抓住真凶还受害人一个公道，似乎也就完结了。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拉长，从打假者的艰难困苦到举报人的身陷囹圄，从被揭发者的暗箭伤人到公权力的挟私报复，维系社会正义的一颗颗“良心”，正身处法律制度保护不力的险境，由此势必让仅存的正义斗士慢慢成为濒临灭绝的“恐龙”。 当然，企求法律能够具体保护到哪一个人的人身安全有些太过理想，但良性的法治绝不会让有良知的义举“孤立无援”，至少不能纵容不义者使阴招打击压迫正义者。任何健全的社会，都需要方舟子这样的“扒粪者”，因为再好的制度治理也难以彻底清扫晦暗之地，尤其是各类潜规则横行而真相日渐积压在谎言之下的时候，那些敢于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公民行动，在使个别造假者无所遁形的同时，也对阻碍社会进步的强悍黑恶势力产生震慑，更能让人看到正义的亮光与希望。 问题是，我们所构筑的法治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这样的“孤胆英雄”?是以一副傲慢的姿态作壁上观，还是以堂皇的口气聊以书面支持，抑或是在执法中就事论事以独善其身?至少从以往的一些案例看，执法机关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往往是带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平息态度，对于背后可能隐藏的更大阴谋，则表现出一种无力感。这种迂腐的个案理性，很容易使公共事件呈现出的深层效应消失，最终让舆论声援偃旗息鼓，一次次丧失对丑恶现象的穷追深挖和刮骨疗毒。 在期待执法能够揭开更多真相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从整个法律制度上作出更积极的反应。法谚有云，法律乃是公正善良之艺术。也就是说，法律的根本使命是公正地分配权利义务，张扬社会公义与良知。由此观之，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除了用以保护一般人的普通法律条款外，整个的制度设计是否充分考虑到对公民义举的保护，是否能够激励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向不义与丑恶宣战的行列，是否能够为“方舟子们”提供更为安全便利的法治环境与救济平台。 可喜的是，面对不法伤害，方舟子得到了舆论的广泛支持，这种关注、声援恰是激励更多“方舟子”继续涌现的强劲动力，也是激励社会制度朝着“让好人有好报”的方向改革的强劲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