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身份歧视是历史的倒退

梁发芾：身份歧视是历史的倒退

　　近来，一些大城市制定了针对购房和购车的政策，其中最为显眼的是这些政策限制外地人购房购车的消费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户籍身份的消费歧视。

　　消费的身份歧视思想来自孔子。当年鲁国的大夫季氏在家庭娱乐消费中享用了八佾之舞，孔夫子对此非常生气，怒斥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夫子的愤怒，源于他所坚持的礼制被季氏违反。孔夫子所钟情的礼制的核心是，每个人都根据其身份等级的不同有不同的权利义务，就消费而言，尊贵的人有尊贵的消费特权，低贱的人有低贱的消费本分，不可僭越。

　　孔子的这种将消费行为与消费者身份严格挂钩的等级制消费思想，被后来的统治者发扬光大。后来的王朝大多通过这种等级化歧视性的消费规则，来维持上下尊卑的身份等级制度和特权消费者的权益。

　　中国历史上，一个人的出生和他从事的职业，是他身份的最重要的内容，而户籍制度正是记录、规范这种等级身份的最重要的手段。历史上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根据父辈的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等不同户籍。这种户籍制度在历史上不断细化、完善，这些户籍身份是世袭的，在社会上是难以向上流动的，从空间上来说是不能自由迁徙的。你拥有什么户籍，那么，你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必须从事这个职业，而且也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得离开户籍所在地，除非你考中科举做了官，但是对于一些贱民来说，国家并不允许参加科考。所以，这种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固化，对于维护金字塔顶端的特权者的利益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上歧视性的消费制度，往往就是针对不同的户籍制定了不同的消费规则，比如汉朝为了打击商人，禁止商人穿丝绸，明朝的朱元璋也强调了这种禁令。朱元璋还禁止老百姓使用金、玉、玛瑙之类的佩饰，禁止老百姓穿鲜艳的衣服，属于贱民的皂隶（古代贱役）只能穿黑色的衣服，属于乐户（乐工、倡优等歌舞艺人的户籍）的老鸨只能戴绿帽子；而住房方面，朱元璋对于官民住房的屋顶、间数、架数都做了规定，老百姓的房子无论在大小、高度和间数方面都不能超越哪怕最低级的官员的形制。以上这些在消费领域被限制和禁止的人群，其身份就是通过他们的户籍而进行识别的。

　　现在，一些大城市禁止外地人买房和买车，其采取的区别手段，正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户籍身份。所不同的只是，历史上的户籍歧视更多地表现为基于职业不同的户籍的歧视，而今日禁止外地人购房的户籍歧视体现的则是基于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歧视。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基于职业还是基于地域，消费的身份歧视都是通过限制和禁止某些身份的人的消费而保护另一些身份的人的消费利益。基于对外地人户籍的消费歧视，客观起到了维护当地人户籍所具有的消费特权的作用。

　　人们都知道，多少年来，国家一直是将大城市作为财政投入的重点，全国性大城市是举全国之力进行建设的，省会城市是举全省之力建设的。这样的结果是，在大城市兴建了良好的公共设施和机构，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而长期以来，公共政策方面，通过户籍壁垒，拒绝外地人共享大城市的福利，使得这种大城市的户籍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使得有没有大城市户籍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落差。

　　基于理性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当然愿意到公共设施好、发展机会多的大城市谋生，定居。这就是为什么大城市房价越来越高，交通越来越拥挤的原因。因此，解决大城市拥挤、高房价等城市病的根本办法，从长期来看，在于实行基本均等化的财政投入政策，加大对最需要公共财政支持的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提高这些地方的公共服务水平，让全体国民公平地享有公共财政带来的福祉。目前，政府采取禁止外地人买车买房的歧视性政策，只能使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落差更大，从而积累更多的矛盾，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

　　100多年前，英国著名的历史法学家梅茵提出，“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我国三十年改革所走的道路，正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的过程。这期间，作为每个人社会坐标和定位的户籍身份越来越淡化，而一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多地通过彼此的契约而得到表现。这将使每个人被公平地对待而不是因为身份受到区别对待。显然，目前各地以户籍制度作为壁垒制定的购房购车政策，本质上与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是完全相反的，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是一种倒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