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非真危自行不自愿

“高危”非真危自行不自愿

　　深圳“清理治安高危人员”引来舆论强烈质疑，中央和地方媒体的批评声音有：侵犯人身权利、公权傲慢、违法、鸵鸟政策等等。4月16日，深圳方面回应称，已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迫于形势压力“自行离开”，未采取任何强制遣返或驱赶离开的举动。

　　如中央综治办主任12日所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群众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这8万多“治安高危人员”不可能都是“精神病人”，乃至“乞丐扒手毒贩”。有关方面杀鸡未用牛刀，这些人就知趣地“自行离开”，也说明绝大部分“高危”还不至于危害社会。

　　8万人几乎是一座小县城的规模，我想这些人大部分只不过“长期滞留且无正当职业及稳定经济来源、无正当职业、生活规律异常、经济来源可疑”。更加符合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雇佣的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深圳大可不必用不文明的办法就可以让这些“高危人群”自愿离开。深圳是中国移民城市的明星。反观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移民史，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自愿在城乡间候鸟一般地流动，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并且波澜不惊的原动力。经济繁荣时，他们潮水般涌入城市工矿和服务领域；经济萧条时，他们默默退回乡里田间。

　　深圳4名女农民工曾代表“中国工人”群体获《时代》2009年度人物。移民社会学的杰作《猎身》揭示出，技工短缺和高失业率并存，是全球新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也就是说，在深圳这样一个新经济的标杆城市，一面是日益严峻的“民工荒”；另一面就会是很多人稍不留神便可能“被迫”失业回乡，或滑入“治安高危人群”，或者作为“低素质人口”而“自愿”回乡。

　　户籍的门槛本来就很难跨越，资本的“压路机”又无情的碾过，如果法律和社会也不能成为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最可悲的结果就是，亿万中国农民工家庭将自己承担劳动力哺育、成长、流动、伤病乃至退出市场的全部成本。把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如此“高危”情何以堪。

　　近来“创新社会管理”正在成为中央到地方最大共识。官员们不妨好好充电学习现代“移民社会学”。即使农民工“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有关方面也必须将心比心，体味他们的心声“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