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固县囚禁、饿死上访者胆魄何来

城固县囚禁、饿死上访者胆魄何来

陕西省城固县非法拘禁、饥饿虐待上访者，从而发生致人死命的极端事件，引发公众的普遍质疑与追问。城固县方面至今没有澄清，没有解释，没有回应，而是保持着异常冷峻的沉默。从影视剧中我们熟知了“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这仅指公民个人的一种特定权利，政府行使公共管理的权力来自于公众的让渡，在沸反盈天的舆论面前，是不能享有沉默权的。

沉默有时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态度，但都需有理由和底气。“任凭舆论压顶，我自岿然不动”，莫非城固县官方真的将舆论批评当作耳旁风，无关痛痒？想必不是，让他们如坐针毡的至少是如何对上交代，对于死者家属和公众，他们是有底气沉默到底的。不就是死个把“缠访”的平民百姓吗？凭借资本致人死命可理解为正当竞争，凭借体力致人死命当然是暴力犯罪，凭借权力致人死命就是天经地义，犯不着大惊小怪。——如果没有这般底气，城固县官方面对汹汹舆论，大抵是坐不住的。

可否寄望于城固县的上级机关对此予以严厉查处？在传统意义上，地方治权是自上而下授予的，下级在实践中出现滥权现象，上级一般会面对一个理性的权衡问题：是救济民众，还是保护下级。假如上级每次都站到民众一边，必然挫伤下级的积极性，因此上级会考察遭到下级侵害民众的规模有多大。从报道情况看，自2008年以来，进入城固县“法治培训中心”受训的访民共11人。可以基本肯定的是，城固县的上级机关可能会豁免这种“不那么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城固县设立“法治培训中心”关押上访人员，敢用饥饿等最方便隐秘、不受制约的残酷手段对付上访者，让其遭受非人折磨而有生命之虞甚至命丧黄泉，并非懵懂之举，而是有所掂量的。在权力自上而下授予的体系中，治权在传递过程中发生递减，上级对下级之执行活动的依赖，反过来让下级在很多时候可以要挟上级，对于某些地方官员来说，这恰是“权力膨胀”的机会。在其所辖之地，某些官员集人事权、财权、司法权于一身，俨然“土皇帝”。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上访者被游街示众、被拘禁、被劳教、被精神病、被饿死，还奇怪吗？

城固县“法治培训中心”，具有“土围子”现象的典型特征：第一是称霸一方，不可一世；第二是高压统治，无法无天。在“土围子”里，任何法律规章和政令，都异化为“土围子”的“围规”，“最终解释权”都在自己手里，“原则上”可以变成“原则下”。“土围子”里的官员不懂法，因为他们不需要懂法，法对他们也基本没有意义，他们需要推行的就是长官意志。“土围子”里最能通行无阻的除了长官意志，还能有别的什么呢？

权力筑起的“土围子”，不只见于城固县。查阅地方媒体，诸如“法治培训中心”之类的报道屡见不鲜，形形色色的“法制教育班”“信访学习班”“访民教育班”“维稳学习班”“拆迁信访学习班”“访民学校”，不一而足，有的甚至被当做经验加以推广。我不能说所有这类“班”都如城固县，充斥着随意打骂、肆意关押、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但不论其措施多么“柔软”，都基本采用了违反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

权力筑起的“土围子”，也不只见于对公民诉求的压制，房价调控、节能减排、征地拆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政务公开、民生民计等领域，我们不时能窥见权力“土围子”的深沟高垒，纠合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这些“土围子”里，“公天下”正在变成“权天下”。这些“土围子”跳得出政策法律的边界，却走不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圈子的利益局限，它一定是要以全局利益和公平正义受损为代价的。简言之，就是利胜于义。

“土围子”里的公权力滥用，虽然演技各异，表现五花八门，但其本质却一脉相承。“土围子”的官员在公开场合也满嘴时髦词汇，脑壳后面却依然隐藏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堂而皇之登上支配地位的是与“显规则”格格不入的“潜规则”，久而久之，“土围子”的“潜规则”往往被错当成通行天下的“显规则”。“土围子”盛产宪法、法律之外的稀奇古怪的土办法、土政策，这使得一个地方短期内实现了某种“太平”，但这种“太平”是高度扭曲的，是以严重地侵害民众权益和损害公平正义实现的，与之伴随的是治理正当性的流失。

城固县“法治培训中心”的标签妙不可言。只是依靠法治要实现的，首先是驯服公权力，将公权力关进法治的铁笼。这也是根绝“土围子”的根本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