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权利缺失比“双黄蛋”判决更可怕

　　比偶然的“双黄蛋”判决更可怕的，是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制度性缺失，是一些基层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视法律为儿戏，却不用承担责任。

　　据《法治周末》报道，1995年，山东东明县仝建华因为见义勇为，被李国夺用枪打成重伤。东明县法院审理了这起刑案，以及仝的附带民事诉讼。1998年4月，法官代艳春通知仝领判决书，法官给了他两份案号相同、结果不同的判决书：一份判处李获刑3年、缓刑5年（即不坐牢），但对仝有民事赔偿，另一份判处4年实刑，但无民事赔偿。仝当即表示：一定要让李受实刑。但法官还是让他“考虑考虑”。

　　之后，县法院还是一审判了缓刑。之后经过抗诉、发回重审，最终东明法院判决李获刑4年，赔偿仝建华7万余元。仝再向检察院申请抗诉，但被驳回，这意味着作为刑案的受害人，他已经用尽了法律救济手段。更让仝郁闷的是，7万元赔偿他没拿到一分。他向法院执行局申请执行，但执行局就是不立案，受害人至今没拿到一分钱赔偿。

　　显然，仝建华愤怒的对象，已经从开枪伤害他的凶手转到了法院的审判不公；又从实体判决本身，进一步转向审判中一系列的程序枉法。作为刑案的被害人，仝并不觉得这个有罪审判还了他一个公道。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刑案被害人权益方面存在一系列不足：被害人对于凶手量刑的知情权、参与权难有保障；即使不满刑案判决，也不能单独提出上诉，只能向检方申请抗诉；附带民事判决的赔偿往往难以执行到位……有数据为证，2004年到2006年，全国各级检察院受理的对刑案的申诉中，有30%以上是被害人提出来的。

　　就本案而言，法院搞出“双黄蛋”判决，让仝“选择”，这不是在尊重被害人对刑案审判的参与权，也不是在引进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而是利用被害人急需得到赔偿的弱点，对其要挟：想要赔偿？就得让凶手得到缓刑。这显然违背了法官的中立立场。

　　而且，仝已明确表示不接受缓刑的判决，但法院还是一审判处凶手缓刑。仝当时就向东明县检察院举报了此事，副检察长也说“这简直是拿国家的法律当儿戏”。但结果呢？这么严重的程序违法本身，并没有推翻原判决，相关责任人也没有受到追究；就更别提三个人的合议庭只来了一个法官、审案的法官还趴在了桌上、被害人的法庭发言未完全记录等程序“瑕疵”了。

　　如果不是东明县法院搞出雷人的判决“双黄蛋”，仝建华的遭遇恐怕很难得到媒体关注。目前，新《刑事诉讼法》草案正在征求意见。刑案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得到刑诉法的周全保护。比偶然的“双黄蛋”判决更可怕的，是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制度性缺失，是一些基层司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视法律为儿戏，却不用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