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惩罚“诬赖”就是为好人撑腰

　　单纯从道德层面呼吁人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已不完全适应当下社会，还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来惩戒诬赖者，为助人为乐者撑腰。

　　连日来，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引发了公众对社会风气、情感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反思与热议。据报道，深圳市政府已将诸如《助人为乐保护条例》之类的文件起草列入201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有意从救助者的风险、举证责任，以及对被救助人反咬一口时的惩戒等方面，对助人为乐者加以保护。

　　在经历了“彭宇事件”“小悦悦事件”等一系列反映人际隔阂与不信任感加深的事件后，这样的消息让百姓寒冷的心灵终于感受到一丝慰藉。终于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动作试图为助人为乐者“撑腰”了！对于社会正义缺失、道德底线松动、投机风气盛行的当下而言，这无异于一针强心剂。

　　事实证明，单纯从道德层面呼吁人们发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精神，而不考虑做“好人”所面临的风险、成本、责任和不利后果，很难说服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来守望相助。只有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促进和维护助人为乐氛围的形成，为乐善好施者排除后顾之忧，才可能使更多人加入到与人为善的主流队伍中来。

　　深圳拟将助人为乐保护问题入法，意义恰在于此，即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来回应社会关切，填补助人为乐方面的法律空白，在促进人们成为“天使”的进程中迈出了具有尝试性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制定助人为乐相关法律制度有好的初衷，还须关注其法律制度权限及与现有法律制度的衔接。权限方面，应明确深圳当地立法的性质，若是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应根据《立法法》第87条，地方性法规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予以改变或撤销。诸如法律责任的承担与否、举证责任和证据制度的设定等内容，《立法法》第11条已明确规定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规章无权涉及。

　　在与现有法律制度的衔接上，对助人为乐反遭被救助者诬赖的责任追究，现行法律制度中也并非毫无规定。如：我国《刑法》第243条将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并意图使他人身陷囹圄的行为入罪，将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而如果伴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刑法》第274条规定，视情节轻重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或者处3-10年有期徒刑。而对于一般的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行为，亦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做出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增加到10日拘留；当事人还可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就诬陷行为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来维权。

　　前不久，北大两位校领导先后表态要为被讹的见义勇为者“撑腰”，但这种“撑腰”仅靠道义上的声援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法律制度上的力挺。因此，深圳制定相应的保护性规则，应立足于上述既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其他尚未明确的领域进行规定，对诬赖救助人的行为，可尝试设定适当的惩罚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