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从来都不是技术问题

　　近日，张千帆等15位学者联名提请国务院和教育部，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10月28日，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公布。方案建议，应“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京华时报》10月30日）

　　此番20多位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并征集了5.1万人签名的方案，意在表达这样一种诉求，为了让“异地高考”制度早日落地，家长们宁愿“越俎代庖”，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拟定出方案来，以此来“倒逼”异地高考加快进程。这种积极的主观愿望固然值得称道，但问题是，“异地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异地高考”推行之难，和户籍改革之难有异曲同工之处。户籍改革之所以难度颇大，这些年来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根源，改革从技术上讲没有任何障碍，真正的难点在于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公共福利的非均等化，户籍制度不过是将这套不合理的制度，具体地分配到个体头上的一个“技术性手段”而已。换言之，只要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没有松动的迹象，改革要么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象征性改革”，要么遭遇太多的阻力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异地高考”同样如此，从技术上讲，将高考与户籍脱钩一点都不难，甚至说制定出一整套的方案也轻而易举。可问题是，“异地高考”诉求的目标，是教育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和获取教育资源机会的均等化，而“异地高考”之“异”，在于不同的考生群体，由于外在因素的制约，从而在分享高等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上有很大差别。因此，“异地高考”的症结不在于考试地点和经常居住地之间存在的空间差异——我相信，如果北京人流动到河南，他一点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异地高考”。

　　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地高考”不可能像有论者所言，能够摆脱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实现“单兵突进”，因为在机会严重不均等的前提下，哪怕设置再严苛的“异地高考”门槛，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违规流动”的高考移民都会趋之若鹜。但凡能达到异地居住条件的家长，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流动到选择机会更大也更多的地方。这样，不仅大城市人口爆炸的问题会雪上加霜，而且还会引发更大的不公平。以户籍来分配教育资源和机会就已经够不合理了，难道还要在此基础上，再创造出一个以父母能力、经济实力作为分配的标准，对公平进行“二次伤害”吗？

　　与其雪上加霜引起更多的社会怨言，不如维持现状裹足不前，这就是当下“异地高考”之所以被呼吁了这么多年，而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或许有人会说，难道“异地高考”真的要等到地区之间实现均衡发展和机会公平之时，才能把理想带进现实？在我看来，这倒也未必，关键是有没有更大的魄力推行高校招生改革。

　　改革的路径无非有二，一是打破地域限制，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录取，所谓“异地高考”也就变成“就近高考”。但是，这种方法完全无视地域差别，不仅有“一刀切”的嫌疑，还会助长应试教育，可行性并不大。二是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由高校按照学生的资质和能力来自主录取考生，兼顾区域录取率的平衡。当然，这是一种很理想的状态，要达到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先试点，然后逐步推开，一步步地往前推进，总要比困在户籍的藩篱中停滞不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