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契机破除强拆的治理困局

抓住契机破除强拆的治理困局

    近日，有关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的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悄然复出的消息开始在网上流传，消息称“宜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将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宜黄前县长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记者通过向抚州市公路局工作人员求证得知苏建国履新职务消息属实，但在求证邱建国的履新职务时，抚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察热线工作人员以“自己是新来的”为由未予确认。

    回首发生在一年多以前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曾经因为拆迁现场及其随后发生的截访、抢尸等一系列冲突通过微博得以将详细过程即时性地公之于众，从而既使得案件本身引来了舆论的强烈关注，也使其成为观察当下中国基层政府解决土地纠纷问题时的一个经典切片。不过，令人失望的是，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今天，随着免职官员的相继复出，这场本该可以唤起政府本身对解决土地问题的现有模式进行反思的冲突，最终的结局还是仅仅是对个别领导免职了事。

    从1978年开始，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高歌猛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没有人知晓在不断诞生一座座崭新的现代化之城的背后，究竟发生了多少起强拆事件。起初，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未像现在这么高，民众本身的利益博弈意识也还在沉睡阶段，发生强拆的事件还被当做新闻。但随着各地城市建设的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日趋依赖，同时，民众在长期的博弈中也培植了越发强烈的利益博弈意识，这使得城市化建设从一二线城市开始蔓延到宜黄这样的三四线城市的时候，强拆冲突已成愈演愈烈、难以收拾之局面。2004年，湖南嘉禾强拆案是另一宗经典案例，当地政府“谁影响我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豪言至今犹在耳旁；而在最近，发生在安徽阜南、湖南株洲、山西大同的强拆事件也表明了拆迁问题的失控。

    钟家与宜黄当地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实际上只是每天发生于中国各地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围绕土地展开冲突的一个典型个案罢了。不过，与绝大多数强拆案所不同的是，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因为微博的介入，引来了公众极大的关注，使之发酵为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在这一起事件中，无论民众还是政府，他们的强势与困境都显露无遗：民众赤手空拳，不堪一击，但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获得舆论的支持；政府可以断水断电，还手握暴力资源，却缺乏施暴的合法性，为舆论所诟病。对峙的结局最终既出乎双方预料也令人悲伤，一阵意外的风点燃了抗议者身旁的汽油，也点燃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剧烈冲突。

    双方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当前基层政府在解决土地拆迁问题时的模式已经失败。在具体的冲突中，政府或许可以凭借暴力资源上的压倒性优势占据想要的利益，但却在舆论的传播下丧失了民心。更何况，一旦遭遇“不惧死之民”，政府便只能束手无策。也因此，宜黄强拆案留给政府的教训，理当是对原有强拆模式的一个重要警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本身必须重新审视处理土地纠纷的手段，调整引发土地纠纷中的几个基本条件以消弭冲突的根源。这方面，不能说无所作为，例如去年年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二次公开征求意见时拟取消行政强拆，改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正如学者于建嵘所担心的：如果不改变县级、中级法院脱离地方行政部门在人、财、物上的控制，暴力强拆事件未来依然难以消失。

    宜黄事件之后，政府在处理时更多的考虑是抚平汹涌的民意，但在对于导致强拆发生的基本权力结构，并无真正的触动。这样的结局便是一年多之后，依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涉事的两名“建国”得以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而涉事的另一方———钟家姐妹则日渐被人遗忘。然而，如果未来政府试图更加从容的应对基层治理的危机，破除强拆的治理困局恐将无法绕过。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希望政府本身能够抓住契机为强拆解围，也为基层治理的困境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