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错案需从源头着力

防止错案需从源头着力

　　错案对涉案当事人切身利益和司法公信的损害极其严重，因此，对错案的查处与预防，历来受到司法机关、法学界和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每当媒体报道一起冤假错案，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会引发理论界对错案成因、责任追究及制度完善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反思和讨论，进而推动制度性的变革。

　　早在十多年之前，各地司法机关尤其是各级人民法院，就曾探索、建立错案特别是刑事错案的责任追究制度，伴随着制度实施，也确实查处了一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和有贪渎行为的违法犯罪人员。

　　不过，具有明显“以结果溯缘由”、“以成败论英雄”的错案追究制度，在“错案”的标准化认定和责任分散、负担的确定上，一直都存在着分歧，尤其是因为存在着“集体决定”、“上级指令”等这样的特殊情状，更使错案的具体责任承担与落实陷入了过多的争议和不确定境地。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司法机关也没有能从错案形成的源头和过程中，真正寻找到有效地控制错案结果发生的对策。

　　与此相反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却也时常发生，那就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结果型的错案追究制度，一些严重错案被依法纠正之后甚至可能导致巨额国家赔偿。因此，一方面，一线办案人员越发显得胆小甚微，不敢独立行使职权，犯上了“集体决定”、“上级指令”等综合依赖症，办案效率明显降低；另一方面，上下级司法机关也很容易形成“国家利益共同体”，甚至“将错就错”，从而使对错案的纠正变得越发困难，反而更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利益的保护。

　　有鉴于此，法学界通过对一些地方实行法官错案追究制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提出了从源头上防止错案发生，建立执法过程监控、程序合法性审查和违法行为追究等一系列对策性措施，受到了司法机关的关注和采纳。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实行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在内容上，也将对错案这一结果的追究转变成了对“违法审判”这一行为的追究。虽说在实际操作中依然难免“结果反溯”之弊，但至少已经开始更加重视对办案过程程序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考量。

　　笔者认为，在目前国情下，为了有效控制错案发生几率、防止人为违法形成的错案，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这种责任追究制度不仅应当针对诸如受案法官个人，也应当针对一个组织体的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

　　据报道，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王胜俊院长明确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健全的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笔者认为，过错责任显然要比错案责任的范围要广，前者更加关注执法人员的主观心理状态和行为本身的性质，更加注重行为的过程监控，有利于防微杜渐和防患于未然。

　　从建立科学的执法过错查究制度的价值取向上考量，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提倡和引导法官具有“严格依法司法”的政治观、大局观、法治观，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复杂的形势，依然需要培养“刚正不阿”、“崇尚法治”的价值观念。由此，对法官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就需要建立更高的标准，要强调不能故意曲解法意、违法执法，尤其是法律明文规定与当事人合法利益紧密相关的程序性规范，更应严格执行，不能超越和背离。如有违法，应当一律视为存在过错，并根据过错的性质、程度（比如加强其故意或者过失的辨别等）进行处罚。对于下达违法“指令”的某些法院领导及相应组织负责人，则应根据其过错情况，严肃进行责任追究。同时，相关法院也应有勇气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坚决排除案件诉讼过程中非程序性干扰司法活动的情形，确保执法过错查究制度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