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是法治的重要品质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自然界中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各种声音陆续醒来，汇聚成最美妙的音符，让世界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样，声音对于人类而言更是意义非凡，人的本质是作为言说者而存在的，而“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近期国内上映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国王的演讲》，让我们从存在语言障碍的国王的发声练习中，分明感悟到声音的价值:人因表达而高贵。 

    在人类寻求表达的秩序里，辩论成为最具艺术性的语言形式，它让不同的声音得到理性而富有激情的释放，将人类天生的嫉妒、争斗导入“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之道。正因为如此，辩论被视为民主政治的首要气质，构成了自由社会确立的重要机制。阿伦特在论及古代雅典城邦时指出，“以政治方式行事、生活在城邦里，这意味着一切事物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 

    试图通过辩论来解决社会冲突，避免暴力和非理性因素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并在复杂利益纷争中建构新的社会秩序，这成为迄今以来许多思想家念兹在兹的理念。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倡导的辩证法，到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商谈政治学，辩论也的确带来了人类知识的积累与增长，让崇尚丛林法则的野蛮人变得文明。一位美国著名的律师说:“当别人说服我改变某个观念时，往往是唤醒我曾经获得但遗忘了的知识，这是一种类似顿悟的经验。通过辩论发觉自己的这种知识，进而可能发现关于全人类的某种共同点，这就是辩论的神奇之处。”某种程度上，共同体也如同具体的人，能否发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进行理性辩论，成为现代社会区分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的重要尺度。 

    当人类共同体的秩序维系与福祉增进重任落到法治的肩上，辩论对于法治的价值就日渐凸显，它甚至构成了现代法治生活里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生活安排方式，还是作为公民普遍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法治都必须面临各种利益的冲突与选择。从自由到安全，从私权到公权，法治必须为共同体生活提供一种利益均衡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核心装置离不开有效的辩论。 

    法治首先立足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在公开辩论的基础上去公平分配正义，这便形成了立法中的博弈。现代代议制的精髓，便在于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去发声，在庄严的场合展开利益的辩论。“争执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被倾听的欲望。”对于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效辩论才能让我们倾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站在其他视角观察的不同声音，一种“真理有时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的反对声音。无论是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宏观立法，还是关于医疗保障、个税调整、商品价格等百姓切身利益的具体制度调试，只有通过充分的辩论才能逐层剔除掉包裹其上的种种利益笋衣，还原出问题的本质以成为公共决策的元参考。就如同亚里士多德谈到最好的笛子应该分给最优秀的吹笛手，因为那就是笛子存在的目的。 

    辩论还能让代表人民的人避免出现怠职。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有效的辩论以充足的功课做基础，如果他们不提前做好调查分析，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翔实的现实素材，那么辩论将会让肤浅的思想出丑，也让选民发现你的不称职。倒逼之下展开的思想交锋，才能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意见。通过这种辩论，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价值选项，最终形成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制度。 

    法治的重心在于法律的实施，而无论是执法还是司法，都必须设置必要且充分的辩论机制，以体现法治的程序价值。任何执法者在作出不利于他人的决定前，应当听取他人的意见，其中主要是辩解(哪怕是狡辩);而司法中更是讲求辩论环节，法官欲发现真实、化解法律适用的争议，就必须通过法庭上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才能去伪存真使真相水落石出。尤其是在利益的均衡上，有效的辩论是通往妥协的理性平台，因为“辩论制胜是要得到你所需要的，但通常应有前提，即必须同时协助对方得到他所需要的”。 

    其实追溯古老的人类文明，民主即是兴盛于公民的自由辩论，遗憾的是我们却疏于练习。在一些国家，民众并非通过被动学习宪法而熟悉宪法，而是通过对围绕宪法长久不息的辩论的关注，方理解到宪法条文背后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辩论所能释放出的民主参政、构建法治的公民热情，当不可小觑。在这百声竞发的春天里，宽容辩论，鼓励辩论，理当成为一种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