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青年报 人们渐渐淡忘的“7·23”事件，因为一位院士的话和一篇新闻报道，又成为了热点。由广州某部门主办的“2012年百名院士专家广州行”中，铁道电气化自动化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清泉在“轨道交通安全的保障”的主题讲座中谈到这一敏感事件。报道其言论的记者将其观点概括为：院士称媒体恶意炒作温州动车事故造成很大负面影响。这一言论，自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在媒体报道中，钱清泉院士是这么说的：“7·23”事故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恶意炒作。他解释，公路交通每年伤亡人数达30万，轨道交通少得多。“故意炒作造成这么大的负面效应，本来我国去年可以做到8000公里的轨道，结果因为炒作，正在开工的全部停工了，国外有十几个国家要引进中国的高速铁路技术，结果合同全部停止了。”(5月25日南方新闻网) 因为看不到院士讲座的全文，我宁愿相信，媒体在报道钱院士这一言论时，有不少断章取义和误读的成分。题为“轨道交通安全的保障”的讲座，不可能只有这几句话，应该是在某种语境下作出这种判断的；而且这个判断也应该有自身的专业逻辑，而不至于如此简单。 不过，钱院士提到的一个概念挺有讨论价值，也就是那个引起舆论不满的字眼：媒体恶意炒作。 不知道钱院士的真实意思是否如媒体报道所言，认为“媒体恶意炒作‘7·23’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过很多政府官员、官员和专家在分析一些社会问题时，确实喜欢说“媒体恶意炒作”，动辄将问题归咎于媒体，将事态的扩大和公众的不满归咎于媒体的炒作。典型如前段时间，北京某报的评论，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焦虑不安和消费恐惧，归咎于媒体的炒作，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还表示要追究记者的责任，将恶意炒作的记者列入黑名单。 这样的思维绝非偶然，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归咎。比如，今年年初广东两会时，一位人大代表针对腐败案的频发而指责媒体称：这个数字最好不要每年都上升，否则会觉得很黑暗。他希望媒体要多些正面宣传：假如我们看到的都是今天倒了这个市委书记，明天倒了那个市长，多悲哀啊？我不想看到这个，我的承受力太差了。该省还曾有官员，将民众对治安的不满，归咎于媒体报道了太多的治安事件。针对这种掩耳盗铃的逻辑，当时该省的代省长朱小丹已经作了最好的回应：不想看到，不等于不存在，如果我们的队伍中存在问题，是不应该向人民隐瞒的。如果想看到美好的东西，就必须把这些脏东西放到阳光底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老百姓才能更自觉地起来监督。 我觉得，“媒体恶意炒作”纯粹是一种莫须有罪名。什么叫恶意，什么叫故意，什么叫炒作，都无法进行严格和清晰的界定。所以，对待媒体的报道应该尽可能宽容，只掌握一个专业的、可评判的标准就够了：就是有没有造假，报道的是不是事实。比如治安案件，如果媒体臆造了不存在的事件，报道失实，那可以依法追究其责任。而如果并非造假，报道的都是事实，没有夸大其辞，就无法用“恶意炒作”这样的莫须有罪名去规训媒体。 媒体并非就代表着正义，媒体在很多问题上需要反思，但请不要让所有问题都由媒体扛，不要用“恶意炒作”这样的字眼去污名化媒体，并在转移话题中遮掩真相。媒体可能有炒作，但真相是无法掩盖的，要相信民众不会永远被炒作和谎言蒙蔽。(曹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