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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舒 锐 反思杨达才案的判决，笔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该在量刑上还需提高上限。而要根本治腐，而需有待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举报人保护、审计公开等一系列反腐机制的建立。 9月5日上午，“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杨达才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受贿赃款25万元和504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赃款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去年8月底，杨达才因在事故现场微笑的照片引发网友关注，历经被“搜”出各种名表；自称“合法收入购买”；又被搜索出“全身都是宝”；当地纪委对其调查；被撤职、起诉；一审被确认有罪。这的确是一场网络反腐的胜利，然而，这场反腐局部战役胜利的背后，更凸显出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判决势必再度引发公众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存废之争。反对者把其视为贪官的“免死金牌”，支持者把其当作“无罪推定”大背景下的权宜之计。也许出于折中考虑，刑法修正案（七）在保留本罪的同时，将最高刑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0年，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惩罚力度。 然而，这似乎仍然和相关行为的危害性不相适应。以杨达才为例，受贿25万，判了10年；而504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却只给出了6年的法律评价。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巨额财产无论来自何方，都可以归结于来源于手中的公权力。从这个角度，不明财产和贪污款、受贿款对社会的危害性是一样的。 也有些国家对不明财产采取了推定方式。如新加坡《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规定，财产来源不明“应视为贪污所得”；文莱、印度的法律规定，对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形称为“拥有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财产”，以贿赂罪处罚。作出简单的推定，这似乎有利于加强对贪腐的严惩，但有违刑法的严肃性、精确性。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确实有保留必要，但应比照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对该罪进行量刑。 其次，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治理贪腐光靠“重刑主义”是不行的，即使法律规定只要查到贪官都处以死刑，也并不能阻止腐败，因为这一方面将加剧贪腐者“反正都是一死，不如多贪”的心理，另一方面也在于所有贪污者的被发现、被处罚都存在或然性。杨达才就是一例，据其同事介绍：“10多年前在安康工作时，杨达才抽的是软中华、喝的是五粮液。如果不受贿，哪能抽得起、喝得起？”可见，若不是网友发现，如此肆无忌惮的炫耀行为并不曾带来任何后果，这也让贪污者更加坚信被查处是小概率事件。 “伸手被必抓”如何破题？这有待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举报人保护、审计公开等一系列反腐机制的建立，更有待于政府信息公开、官员任职公示、官员述职网上评议等制度的完善，把权力锁进笼子，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制度上实现“不敢贪”、“不能贪”，才是治理贪腐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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