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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近日，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受贿案开庭审理。法庭上，冯伟林对起诉书指控的绝大部分内容予以承认，但对于一些行贿人在逢年过节时送的礼物和钱财，则辩解称是“人情往来”。 大凡落马的贪官，都擅长狡辩。对于那些来路不明的财物，往往都以“人情往来”掩人耳目。冯伟林不是第一个，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上网一搜，发出“人情往来”之辩的贪官比比皆是：“三湘”女巨贪蒋艳萍，利用职权先后收受贿赂20次，合计人民币达308万元，可她却以“人情往来”为由否认6项受贿指控；又如湖北省政府原秘书长焦俊贤收受财物75.4万元，但辩护律师提出某些收受钱财行为属“人情往来”，不应作为受贿论处；浙江省宁波市交通局原局长奚际斌利用以春节、弟弟打工、妹妹还债等名义收受多人财物合计33万余元人民币，最后还发出“人情往来，不给他们办点事说不过去”的感叹…… 由此可见，“人情往来”成了贪官敛财的主要手段，也成为落马贪官自我辩解的一张王牌。贪官之所以喜欢把“权力寻租”牵强附会地理解为“人情往来”，主要原因是在当前形势下“人情往来”跟“贪污腐败”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界限，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和约束。 如何区分人情往来与违法犯罪行为呢？绝大多数国家立法规定，公务员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如果接受赠与的财产数额巨大，那么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如果申报财产数额与接受赠与财产数额明显不一致，那么司法机关有权介入调查。在财产申报制度下，不管公务员接受多少礼金，也不管公务员采用什么方式接受别人的馈赠，只要没有如实申报财产，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然而在我国，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却一直步履蹒跚、举步维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困，与法律缺位或有直接关联。目前实行的所谓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仅仅是一些党内的规定和纪律，尚未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如1995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均包括财产申报的部分内容。但由于只是党政系统的内部规定，与具有全民约束性的法律法规相比，缺乏刚性的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其实施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尽快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将公务员的财产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真正构建一条反腐败的“高压线”和铁律，让贪官的不法“人情来往”不敢藏匿，也无处藏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