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热议：推动“两法衔接”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徐安介绍,当前“两法衔接”工作中面临“四难”:相关立法位阶低,贯彻实施难;牵头单位不统一,统筹协调难;信息平台建设缓慢,作用发挥难;执法标准不统一,证据衔接难。为此,他建议完善“两法衔接”机制相关法律法规,将工作规定转化为法律条文,以增强执行和监督的刚性。“比如可以在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部门法修改中,对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标准、程序,不移送的法律后果,以及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中的监督地位、职责等作出规定,明确法律依据,强化执行约束力。”徐安说。

　　为解决“统筹协调难”、“证据衔接难”的问题,徐安建议国务院成立“两法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政府部门(法制办或监察机关)作为牵头单位,自上而下推动此项工作深入开展。同时,由政府牵头,利用政务网直接将行政执法数据根据“两法衔接”工作要求导入信息共享平台,减少各部门重复录入执法信息,提高效率。“只有加强‘两法衔接’,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规范执法、公正司法,确保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得到依法查处,才能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得到不折不扣落实。”徐安强调。

　　正义网电(记者张灿灿)“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制度框架主要为行政法规、地方规定,以及各级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会签的规范性文件,协调性安排多,强制性规定少,影响了工作的推进力度。”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议,要以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为路径,通过修改行政处罚法,以及时机成熟时由全国人大专门制定一部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单行法,推动“两法衔接”工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在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热点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相关行政执法领域违法轻罚、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打击不力等问题反映强烈,对于执法司法机关严格公正执法、严打违法犯罪更加充满期待。”薛江武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要落实中央要求、回应群众期待,必须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特别是要用刑法的手段来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消除“心肺之患”。

　　薛江武建议通过两个步骤健全相关立法。修改行政处罚法,单设一章规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范围、途径、形式、程序等,强化行政执法机关信息公开、线索移送的义务,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弥补立法空白,消除监督盲点。同时规定对不履行移送义务的,依法追究失职渎职的法律责任。

　　“时机成熟时,还应由全国人大专门制定一部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单行法。”薛江武说,其中应明确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和具体分工。“特别是要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地位和监督职责,赋予检察机关信息查询权、调查核实权、督促移送权、处分建议权和纠正违法权。”薛江武强调。

　　正义网电(记者党小学)“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通过立法完善。”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崔智友提出建议。

　　据崔智友介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是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和有关行政执法机关探索实行的一种机制,旨在防止以罚代刑、有罪不究,但这一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立法不完善。”崔智友说,一是程序法没有对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出规定,目前开展衔接工作的基础为各级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会签的文件,层级偏低,欠缺法律约束力。二是实体法对一些犯罪的构成标准不明确,影响了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三是一些领域有立法空白,导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处于无法可依的困境。比如,通过收费公路要交车辆运行费,但为了少交过路费,有的人通过“倒卡”等方式达到少交的目的,在全国已成蔓延趋势。由于现行刑法对偷逃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行为无明确处罚规定,有的地方采取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的做法,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罚、责令补缴,但效果不佳,而且偷逃通行费行为依然屡禁不止,并呈多发高发态势。

　　“行政执法机关重视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崔智友表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意味着行政执法活动要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视野,再加上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比作出行政处罚繁琐,这就导致许多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重视不够。

　　崔智友说,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牵头单位,对行政权力的影响和约束极为有限,机制协调仍然处于松散型和临时性甚至各自为政状态,需要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