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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爱国 奢华消费观的古今差异 财富增加、贫富差距和人口密集，是奢华消费的外在条件，而贪婪占有欲和肆意挥霍则是奢华消费的内在冲动。奢华消费是超过合理和必要限度的物的消耗。奢华要么意味着一个人占有了太多人的劳动成果，要么意味着物和他人的劳动未尽其用。奢华是在减少财富，财富减少最终会导致贫困，甚至负债或破产。一般说来，在古代宗教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那里，奢华消费都受到批评，因为古代社会强调的是节俭、朴实和纯洁。与古代社会经济不发达相联系，奢华消费被当做一种恶。节俭是物的存储，浪费是物的消耗。 不同信仰的人，对奢华消费有不同的评价。宗教伦理决定了人类的行为，如果宗教宣扬积极入世的生活观，那么信徒们会倾向于奢靡；如果宣扬消极的出世生活观，那么信徒们倾向于淳朴的生活。因此，道教追逐清静无为，儒教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天主教崇尚节俭，新教追求物质财富。清教徒既是自律的和节制的，又是积极进取的，因此新教追求积极和理性的生活，于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繁荣与新教伦理相关。与之相反，因此伊斯兰信徒追求奢华的生活。韦伯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他认为新教是节俭和进取的。但是，人类的贪欲往往会冲破宗教的禁忌，在新教伦理与功利主义之间，增长的财富会腐蚀人类的心灵，资本主义对财富的追求最终抛弃了节俭、转向了奢侈与浪费。这也许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追求信仰者，以节俭为美德，追求财富者，以奢侈和浪费而告终。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以生活追求为标准，可以说，古代人们追求善德的道德生活，现代人们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古代社会权贵奢侈生活与平民贫困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最终导致贫富的冲突和社会的不安。现代社会实现了公民之间大体的平等，财富不再简单地依靠剥夺他人的财富，而更依赖于个人的勤奋、天赋和机会。财富来源的变化，使得现代人对奢华生活的评价发生了变化，奢华不再简单地被认定为道德上的邪恶，而被视为成功的象征，身份的标志。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法律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客观上鼓励着人类奢华生活方式。 奢华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的行为，我们需要考察经济学家们的分析。需求、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的不同环节，奢华消费不过是消费的一种形式。奢华消费减少了财富，但同时也增加了需求，经济的核心是财富的增加，道德的评价处于次要的地位。早期的经济学家试图将道德情操与经济财富并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的是财富的增长之术，但是他也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朴实。他认为，浪费源于“现实享乐的欲望”，“奢侈者所为，不但要陷于他自身于贫困，且将陷全国于匮乏”。后世的经济学家则不再片面地谴责奢华，甚至是提倡的，因为浪费刺激了经济的增长。马歇尔区分了“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在经济学那里，消费环节是经济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消费多了，需求就增多。有了需求，就会促进生产，资本流动了，就业增加了，财富增长了，社会财富就增大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及，“如果人们停止消费，那么他们将停止生产”。极端的学者如凯恩斯等，则鼓励和刺激消费，因为“消费倾向的减少必然会减少对资本品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奢侈伴随着浪费，但是不直接意味着浪费。奢侈意味着享受物的高价值和物的稀缺性，奢侈品的消费不一定是浪费，浪费行为既可以是指向奢侈品，也可以指向残次品。经济学家那里，奢侈和浪费都可以刺激经济、达到财富的增长。 奢华致穷与古代资不抵债法 古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因此财产的主体通常是家族或者团体，中国古代的家产和族产就是典型的例证。个人的财产与其说是个人的，还不如说是共有的。个人财产的处理，要征得家长或者族长的同意，遗产的继承要严格限定在家族成员内部，宗祧继嗣要在同族后代中寻找，寡妇不得带亡夫家财产改嫁，都是财产共有制的体现。梅因说，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改变家庭财产的属性，只不过从老家长手里转到新家长手里，财产法不过是另外一种身份法。古代财产制度的共有特点，决定了古代法律对个人奢华生活的禁止性规定。古罗马十二表法和优士丁尼法学阶梯，都严格禁止奢华的行为，大陆法系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交的民法典。 奢华生活导致欠债，资不抵债者在古代社会会遭遇悲惨的命运。依照罗马法，如果债务人无法偿还债权人的债务，假定债权人愿意，他们可以将债务人身体分割，债权人各取一份。这也许是《威尼斯商人》中夏洛特对安东尼胸前一磅肉的权利要求的历史根据。随着资不抵债法律的人性化发展，肉体还债慢慢被废弃，甚至有时候，资不抵债者还可以保留必要的生活资料。即使如此，债务人的命运也依然悲催。依古代英国法，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执行令状，执行官到债务人家里扣押财产，财产拍卖所得归于债权人。如果债务人的个人财产不足以偿还债务，那么债务人就会遭遇牢狱之灾。可怜的债务人只剩下两种方式求得苟安，一是逃离本土，自我放逐，二是逃到教会避难所，寻求安全的救助。但是，只要他的债务未能清偿，他都有可能终生受到折磨。 中国古代社会里，债权人可将欠债者告到官府，官府羁押代为追偿，还可以动用笞杖之刑，《唐律》规定，欠债“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宋代“止杖一百”。法律明文禁止债权人不得私扣债务人，更不得扣押为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以债务人的劳役偿还其债务的“役身拆酬”做法，官府也不深纠。汉代董永卖身葬父算是债务奴役制度的特例。民国时期，官方曾经做过民事习惯调查，河南和山西有“孝帽账”之俗。“中国传统于尊，卑幼不得私擅用财，往往有浮浪子弟任意挥霍，暗地借贷，或盗当地亩，约定父母死后履行债务，交割田地，俗称‘孝帽账’。以其孝帽上头，则收赈之日到来也。”此种恶习，南方称为“麻衣债”。 法律史上，资不抵债法与破产法有着严格的区分。资不抵债不消除债权人的债务，而破产则使债务人的债务归于消灭。但是，破产只适用于商人。布莱克斯通的解释最为经典：法律不鼓励奢华和浪费，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轻率承担后果。如果他资不抵债而受到惩罚，他没有理由抱怨。但是，商人的情况则不同，商船遇到风暴或者天灾灭失了财产，那是商人的不幸，而不是他的过错。在此背景下，英国破产法形成，但是法律明确规定，破产只适用于商人，而不适用于专门的商人。现代学者还找到破产法的经济考量，商人的商业行为是有益于社会的，商人内在地还有预期的价值，如果将商人过去的债务与未来的财富区分开来，免除意外不幸带来的财产灭失和所欠债务，商人可以重新开始，贡献于社会。因此，破产法被认为是促进经济的有效手段。包括英国破产法和美国破产法在内的现代法律都明确规定，破产只适用于商人，而个人债务人不享受破产法的保护。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更多的改变。非商人与商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界线日益模糊。非商人是否可以享受破产法带来的便利，成为西方法律和法学讨论的话题。其中，独立投资人和个人公司可以申请破产，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而单纯的个人资不抵债则争议不断。在美国语境下，催生了消费者破产的概念。分期付款和信用卡的发明勾起了人们提前消费的欲望，用将来的收益支付今年的开销。这样的消费方式，注定会引诱消费者追求奢华。从商业的角度讲，预期消费有益于经济的发展，从传统道德上讲，提前消费暗含挥霍和浪费。争议仍在继续，但是，如果消费者破产制度一旦为法律所认可，那么它无疑会鼓励奢华而刺激经济。 现代法律对奢华生活的约束与预防 现代个人财产制度的确立，奢华生活是个人的事务，公权力介入并无正当性的理由。但是，奢华与浪费毕竟是传统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浪费同样也会危及行为人和他所供养的家庭成员的生活，同时，奢华的生活也在败坏着社会的风气，引诱新的恶习。在此理念之下，现代民商法虽然不再设立和确认浪费人的监护制度，但是仍然通过间接的方式遏制奢华与浪费，这些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法律制度： 1.浪费人信托 一个典型的法律补救方式是美国法中的浪费人信托制度：财主为了避免财产继承人的挥霍和浪费，他作为委托人拿出一笔财产设定信托，交由第三方即受托人管理；受托人定期给浪子即受益人拨付必要生活开销。此项法律同时达到多项目的，其一，避免浪子挥霍财产，即使财主死亡，他的财产也不会被浪子肆意挥霍，因为他对钱财的使用和处分要经过信托人的同意。其二，财产一旦设定信托，浪子的债权人通常也不能对信托财产主张债务，因为信托财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此保护浪子有持续的生活保障。其三，信托制度实质上是父权的一种现代表现。老人总会觉得后人智力和经验不足以抵御风险，总认为后人的心智和自律性逐代衰退。通过浪费人信托制度，慈爱的父亲可以让自己的后代生活无忧。简单的结果是，通过财产管理与财产享用的分离，避免了浪费的发生。 信托制度历史悠久，反映了财产观念上传统道德和经济理念。现代经济学对浪费人信托提出过批评，认为美国信托数量过于庞大，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首先，信托使财产处于静止的状态，而财产只有处于动态过程中，才能发挥财产的最大效用。其次，信托制度基于父权主义之上，父权主义是个人自治的一种反动。个人主义可以激活个人的聪明才智，即使遭遇个人经济风险，甚至导致个人财富的灭失，但是从整体上讲，个人主义会导向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浪费人信托是对传统道德和家族延续的捍卫，却是对资本与市场经济的一种阻碍。即使如此，从对浪费遏制的角度上看，浪费人信托不失为一种妥当的法律安排。 总共2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