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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唯立法主义倾向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自1999年我国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明文载入宪法修正案以来，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然而，或许是由于过去长期受人治的毒害以致对法治过于渴望的缘故，抑或是由于以往没有走过法治化道路以致现在还不太会走的缘故，国人对于法律的认识似乎一开始就陷入了某种误区，以致于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法治等同于立法，一遇到现行法律没有涉及或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就呼吁立法，甚至于对那些已经有法律依据的问题也主张立法。一种唯立法主义的错误倾向正在我国悄然兴起。 事实上，法治作为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一种理想，并作为一种相对更为理性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需要由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众多方面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共同促成的，立法仅仅是法治的一个最基础性内容。尽管立法在我国实现法治的过程中起着根基性的作用，没有它，司法、执法乃至守法等其他一切方面都会成为一句空话，但立法却并不等同于法治，也无法替代法治。我们在重视立法建设以加促我国法制早日健全和完善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司法、执法和守法等其他方面的建设。然而，就目前我国践行法治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显然还远远没有重视（或者说得更为确切一点，还没有足够重视）司法、执法乃至守法等其他本应与立法协调进行的法制构成要素的建设。相反，反而陷入了法治就是立法的唯立法主义的认识误区。 以曾经轰动全国的“孙志刚案”为例。事实上，无论是依照我国《宪法》，还是依照我国《民法通则》，抑或是依照我国《刑法》，公民都享有生命健康权，且其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刑法》甚至还为此而专设了杀人罪与伤害罪）。然而，作为“孙志刚案”主角的孙志刚却还是被某些作为执法者的机构及个人非法剥夺了生命。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明明是一个执法的问题，但最终居然被极为可笑地提到了一个立法的角度，甚至还为此而专门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两部立法。这明显是对法治的错误解读（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出台这两部法，而作为两部新的人权保障法，这两部法的出台和实施也确有其必要性。笔者只是想以此来说明一个问题，即：很多时候，我们似乎确实误读了法治）。无独有偶，在轰动全国的“处女嫖娼案”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该案受害者麻旦旦尽管依法享有人格尊严，而执法机关依法也负有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格尊严的义务，但麻旦旦的人格尊严却还是被有关的执法者非法给剥夺了。这里所反映出的显然应当是我国公安机关执法中的一些问题，而不是立法问题，因为无论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还是《刑法》，抑或是《宪法》，都可没有赋予公安机关肆意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权力。然而，该案所反映出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在麻旦旦以受害人的身份提起要求附带精神赔偿的行政诉讼时，司法机关却以无法律依据为由，不支持其请求。在这里，笔者不禁要问：没有法律依据可以成为执法机关不予赔偿的理由吗？假如没有法律依据可以成为执法机关不予赔偿的理由的话，那么，这些执法机关为什么可以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肆意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呢？显然，有没有法律依据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司法机关拒绝麻旦旦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依法司法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笔者以为，是源于其对法治的误读，是唯立法主义倾向在作怪。 当前，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的立法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迄今为止，我国已经颁布了数千部法律、法规或规章，而各类地方性立法更是多如牛毛。按道理来说，在已经具备了数量如此众多的立法之后，我国社会的法化应该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立法数量的气势如宏并没有带来我国社会法治文明的辉煌，相反，甚至还出现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怪状。而之所以会如此，笔者以为，很大程度上是我国过于重视立法建设而相对忽视司法、执法及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建设的一个直接恶果。基于此，笔者认为，在今后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应当警惕并避免唯立法主义的错误倾向，更为科学而全面地解读法治，在重视立法建设的同时，多关注一下我国的司法、执法以及守法等方面的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