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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警察潘余均之死的几点追问 毛立新 曾参与办理佘祥林一案的湖北省京山县公安局民警潘余均，于5月25日在武汉市黄陂区自缢身亡，死前留下"我冤枉"三字血书（见新京报5月26日、28日、29日）。惊闻此讯，笔者痛心不已。佘祥林受冤固然令人同情，媒体和舆论对办案民警痛加指责也无可厚非。但现在，面对一个42岁人民警察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就能坦然接受吗？为了那个同样有着妻子、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为了那些仍战斗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第一线，日日夜夜流血流汗而又默默无语的警察兄弟，我要为潘余均鸣冤！ 佘祥林冤案的造成，警察固然难辞其咎，但把帐都算到警察头上，却是违背事实、显失公正。大家知道，我国刑事诉讼分为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公检法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办错了案、抓错了人，固然关系重大。但从诉讼理论上讲，公安机关的结论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的"侦查假说"，其是否真实可信，还要经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检验，接受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层层审查与审理。试问：如果说侦查弄错了是警察的责任，但案件起诉错了、判决错了，能说都是警察的错吗？ 事实上，此案在起诉和审判过程，检察院、法院都发现了诸多疑点，但又有谁做到了尽职负责、依法处理呢？湖北省高院在二审中发现存在"五大疑点"，但为什么不按照"罪疑从无"原则宣判佘祥林无罪？试想，如果当时宣判无罪，而不是发回重审，又何来后来的错误判决，何来佘祥林11年冤狱生涯？对此，湖北省高院不仅不加反省，还一度作为经验加以宣扬，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还有京山县法院、荆州市中院，为了确保佘祥林受到有罪处理，竟然违法改变管辖，并在证据并不确凿、充分的情况下作出有罪判决，其过错比之于警察谁更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非想指责法官、检察官，更不是想为警察推卸责任。而是想说明，佘祥林冤案的形成，并非是哪个人、那个职业群体的单独过错。正如许多法学家早就指出的，佘祥林一案所折射出的是中国司法的观念之弊、体制之弊、制度之弊，更大一点说是政治制度之弊。作为个人，每个参与办案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只是中国司法这台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上的几个零件，在既定的运行轨道上，他们又有多少选择？换句话说，即便换成你我，难道就能保证此案不办错？设想一下，面对层层加码的"限期破案""命案必破"，面对上级领导批示和政法委的协调定案，面对受害家属的联名上访，面对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要求，不管换成谁，又能保持多少独立的判断和理性的抉择？ 潘余均走了，他到底怀着何种屈怨，以致如此抉择？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不管他对佘祥林一案负有多大责任，都罪不至死。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均应受到同等的关注和珍视。现在，面对这名警察的非正常死亡，我要问的是：是否应有人对此亡负责呢？报载，5月21日潘被湖北省纪委工作人员带至武汉市黄陂区隔离审查，24日中午他给妻子打电话称"是偷跑出来的，压力很大""实在受不了了，我先走了"，25日凌晨即被发现自缢身亡。由于不了解知详情，笔者不敢断言潘余均是否受到过某种非正常的对待。但至少可以提出几点质疑：一是所谓"隔离审查"，是"两规"还是"两指"，如果二者都不是，那又是什么，依据何在？二是在"隔离审查"期间，潘余均又何以能够"偷跑出来"，这是否属于工作"失误"或者"事故"，应否有人负责？三是潘余均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是否遭受了不人道、有伤人格尊严的审查方式，使其备感屈辱，萌生去意？四是潘余均作为当年佘祥林专案组排名最后的一名民警，是否在审查中被迫承担了与其身份、地位和作用并不相称的责任与压力，使他备感委屈和不公正，以致死前仍在念叨"我冤枉"？ 这些质疑，虽属猜测，但我认为仍有提出来的必要。因为，不管事实到底如何，出于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负责，有关部门都应详加调查、并给出公正的结论。潘余均的生命固然无可挽回，但对于他的死，我仍有进一步的担心，害怕有关部门不加认真调查，再随手扔给他一个"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帽子。则不仅潘余均死不瞑目，更会使众多执法人员顿生"兔死狐悲"之哀，伤了大家的心。虽说近来警界"事故多发"，警察倍受社会指责，简直成了"过街老鼠"，感觉灰溜溜的。但大家都明白，社会离不开警察，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仍需警察冲锋在前，是他们在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秩序与混乱之间为我们树起了一堵坚不可摧的墙。警察不是神仙，不是圣人，但也绝非都是无赖和流氓。100多万人的警察队伍中出过不少败类，但更多的是流血流汗的英雄，是忠于职守的战士。据统计，我国每年都有400多名警察牺牲，近7000人因公负伤，请问在中国有哪个群体能付出如此牺牲？所以说，是他们用鲜血和忠诚浇铸了共和国的安宁！ 为了那些沉默无语的警察，为了公平与正义，为了我们的共和国，我要为警察说句话，我要为潘余均鸣声冤！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