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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怀栻与《台湾法律丛书》 作者：宋飞 谢怀栻（1919—2003）.男，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民法学家，与梅仲协、江平三人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湖北省湖北省枣阳县（现为市）人。1919年8月15日生。 谢怀栻先生早在中学时代就爱好英文学习，因成绩优异，考入北平的清华大学机械系。1937年，因无法在日军占领的北平安心读书，家国之忧和个人自尊一同驱使他走近象征抗日力量的重庆。于是他退出北平的清华大学机械系，1938年转而进入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律系，当时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的新生在入学之后的第二年分系，系主任的梅仲协教授鞭策学生学习德文和日文，据谢怀栻先生自己介绍：当时“学习德文就是背《德国民法典》条文，德文和中文一起背”。1942年毕业。在中央政治学校毕业（1942年）不久，他曾辗转步行到延安，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月。一方面，他在延安感受到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他对那些“统一思想”的标语感到困惑，他难以理解人的思想如何能“统一”，于是，悄然离去。在1942年，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从重庆走到延安，又悄悄从延安回到重庆，惟有理想主义者会有此举措。 1943年5月任重庆地方法院学习推事（见习法官），1944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以及复试(司法官考试）合格，均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推事（法官）。当时他是最年轻的推事。按照当时的规矩，讨论案子时，由最年轻的推事先发表意见，越资深的越靠后发表意见，以免资深的先发表意见后会影响资浅的，使其不敢独立发表意见，这样作法很能锻炼年轻法官，使之很快成长。而我们现今往往是官大的先说，资深的先说，年轻人往往会唯唯诺诺，不敢发表独立的不同意见。作为法官，他从不盛气凌人，从不偏袒一方，从不固执己见，从不草率结案。1944年后历任重庆、台北、上海各地法院推事。1945年8月日寇投降，10月，他喜见台湾光复，当时国民政府要去台湾接收地方法院，就要从重庆地方法院抽一些年轻人，他就主动报了名，参加了培训，不久便由国民政府派往台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奉命参与接收台湾省高等法院以及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方法院。当时台湾实行的还是日本法律，有一些反日志士被抓进监狱还未宣判，为平反日本侵略者非法关押的大批抗日爱国志士，他们接收法院后就以中华民国台湾高等法院的名义签发了第一个宣告爱国志士无罪的判决，该判决书也是中国收复台湾后司法机关在台湾的第一份判决书和台湾回归祖国后以中国台湾高等法院发布的第一份判决书，是他签发的，感到无比自豪。这是他毕生为之自豪的经历。1947年2月，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他不满当局对民众的残酷镇压，离台赴沪，同年出任上海地方法院推事，不久，弃政从教，于1948年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教课，讲授民法、民事诉讼法。 在1945—1949年期间，中国的法统传承发生了一个奇特的走向：随着日本在台湾的统治结束，中华民国的法统从大陆延伸到台湾；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全盘崩溃，中华民国的法统又退出大陆而局限于台湾一省。上海解放后，谢怀栻不再教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刚满三十岁的“旧法人员”，满怀喜悦地步入了“新社会”，坚信从此学有所用，报国正逢其时。然而，他不久就意识到：自己无法“与时俱进”。谢怀栻的意境与那条穿越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伦理之河是融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要尽忠报国，尽忠一方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一方面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幸的是，在他那个年代，“广开言路”已经成为一种“引蛇出洞”的诱杀谋略。于1949年底入北京中国新法学研究院接受思想改造的教育。从1950年代开始，衡量“新社会”知识分子政治正确的准绳就已显露端倪：言语是否“紧跟”、思想是否“保持一致”，这成为在政治上划分先进与后进、朋友和敌人、左派和右派的分水岭。那些不能自我检索言论的人，也就“无法与时代一起前进”，注定成为整肃对象。正如他后来谈到自己是如何摆脱旧法思想时所说：“我的学习方法是遵照领导上的号召,先就新的规定研究,就具体的问题去体会新法的精神,然后转头来站在新的方面去看旧的理论。在一次民法讨论中,我们讨论一件汽车案件,我就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所有权、善意的保护等)只是想这个问题要如何决定才好。后来民法测验,试判一件煤矿租赁案件,我也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契约之解释、契约之终止等)也只想对这个案件要如何决定才好。结果这两次我都没有犯大的错误。由此我体会到,在自己没有力量对旧的一些理论为彻底的批判之前,最好不要去高谈批判,最好不要去钻那些理论,而只应该就具体的问题,站在新的立场,依照新的政策去求具体的解决。如果仍旧要去钻那些“理论”,结果就会让自己钻了进去,爬不出来,仍旧陷在那里面了。以前我总不放弃那些理论,以为那些理论不会变的,是因为自己离不了那些理论,恐怕离了它,没法办事。现在我丢开它,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可以解决得更好些。”（原载《中国新法学研究院院刊》，1951年3月31日出版）。思想改造结束后，他于1951年留该院工作，随后该院改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在该校哲学教研室工作。 1951年至1958年，谢怀栻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这段时间他开始俄语学习，据他说：50年代初，他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了一本俄文的“联共（布）党史”，一本词典和一本语法书，对照“联共（布）党史”的中文翻译本，一段一段背，一本书精读之后，也就熟悉了一门语言。不久，谢老就开始翻译《俄罗斯民法典》。民法从欧陆国家传输到亚洲各国，在继受、翻译、解释过程中变异层出不穷，搞清一个民法概念的来龙去脉，语言障碍首当其冲，而他正是凭借终生不辍的努力，跨越了一般学人望而生畏的语言障碍。1957年他在整风运动中发言，提出：（1）我国应尽速制定民刑法律，以免法院无法可依，出现错案。（2）在政法干部教育中应加强法律业务教育，不能以政治运动代替业务教育。（3）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4）肃反中有不符合法治的事，应予纠正。同年，他因发表“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一文、以及要求不要以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办案依据的谈话因此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于1958年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先是发配到天津的清河农场，后又转到北京各劳改农场。 1960年，中国进入大饥荒年代，在这一时期急剧上涨的“非正常死亡”的水流中，有一股就是来自那些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回忆当时的情形，他说：“我开始浮肿，从足踝上行，渐至大腿。有人说，水肿到腹部，就无可医救了。”“人们感到恐惧，但是，并不知道‘浮肿’与饥荒有什么关系。此时，一个医生‘右派’私下告诉别人，在苏联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之后，也出现过大量‘浮肿’病例；营养不良导致血液的蛋白含量降低，体液渗透到皮下，眼见之形为水肿。不久，这位医生被人告发，递解到严酷苦寒的东北镜湖泊农场……。我瘦小，消耗少，这也许是我能够幸免的原因。”走出大饥荒年代之后，谢老又于1966年被流放到新疆劳动，在那里度过了12年。到1979年2月右派头衔得到纠正，回北京，恢复公职。 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担任过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于1988年退休.到这段时间为止，他已发表了许多作品。如与他人合著的《合同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经济法要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译著《德国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其他文章与翻译文章、校对文章等，散见于各种杂志。 不过最有名的当属他退休之后的一些著作，其中的代表就是《台湾法律丛书》。经历了30多年的变故，谢怀栻认为，假如中国大陆在解放后重续民法法典化的传统，那么，法律的同质性将拉近大陆和台湾的距离，不仅能促进两岸统一，而且是未雨绸缪，事先解决统一之后的法律适用问题。从谢老晚年的著述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大中华的民法梦想：随着中国的强盛和统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私法最终都会趋同归一，融化在大一统的民法典之中。因此他从1988年开始带领一些年轻的学者进行研究，主编了《台湾法律丛书》共10本，合著有其中的两本：《台湾民法总论》和《台湾亲属与继承法》。这一套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台湾的民商法律，并且就相关法律领域里两岸关系中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对全书不但仔细筹划，而且对内容也均一一仔细审阅，甚至整章节自己重新撰写。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多人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理论与实践工作的骨干甚至带头人。 2002年被评为法学所终身研究员、终身教授。2003年5月3日于北京安贞医院逝世。享年８４岁。临终前，他还在病榻旁边完成《德国民法总论》（德国卡尔•拉伦茨著）一书的校对工作。 主要参考文献： 1、《人民法院报》2003-05-05 2、谢怀栻：毕业60年，原载：东岳法律评论 2004年11月29日 3、法学名家——谢怀栻教授，原载：法学学科学习频道 4、信春鹰：中国的立法制度及其挑战，原载：重庆网络党校干部现代化远程教育网 5、谢怀栻先生生平，原载：中国法院网 6、江平、方流芳等老师：回忆谢怀栻先生，原载：天涯法律论坛法律人生版 |
